“就這么說定了！”楊集笑道：“我是涼州總管，不久就就要去涼州治理地方，但是總管府佐官始終沒有配齊，許多人都是身兼數職，我會向圣人說明你的情況。”
“多謝大王。”劉焯知道各總管府的總管雖然沒有任免權，但卻可以推薦除長史、司馬、諸曹以外的佐官，如諸曹之下的丞、都事、考功等等。而且涼州是大總管府，佐官品階都不低。
“要說多謝的是我！”楊集說道：“因為你和劉士曹的五經釋義是我急須之義疏。”
從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官方思想就是儒家獨尊，其它思想一概禁錮。但是該思想并非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董仲舒結合當時的文化背景、時代背景之后，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容納了道、法、墨、陰陽五行等家一些思想，體現了儒家思想的“兼容”與“發展”特性，最終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等儒家形成儒家獨尊天下的局面，儒家內部在解讀先人經典之時，卻眾說紛紜，從而形成了眾多師說不一的流派，有的流派甚至是矛盾對立的存在，最終反目成仇。
五經中的《詩經》分為齊、魯、韓三派；《尚書》分為歐陽、大小夏侯；《禮》有《儀禮》、《禮記》、《周禮》，其中《禮記》又分大小戴；《易經》分為施、孟、京、梁邱四派，《春秋》既分公羊、谷二傳，公羊派又有顏、嚴之學。
經學史上稱這些大分歧為“師法”。
后來經學大師們又在“師法”的旗號下衍生出新的學說，由于經學大師的家族以此演說教育后人，于是這又被稱為“家法”，而“家法”又分出各種異端學說。使整個儒學體系就像樹干分枝、枝又分枝，大多遠離根本、經義難明。
最后各個流派都希望統一學說，將儒學歸于本源，于是在隋朝之前，曾出現三次儒學討論大盛會，首先是西漢宣帝時期的石渠閣會；其次是東漢章帝的白虎觀之議；三是東漢末鄭玄遍注群經。
石渠閣盛會主要是討論內部師說繁粹問題，然而討論的結果不僅沒有統一觀點，反而加劇經學內部異說的產生；白虎觀盛會重點是討論今古文分歧，結果著出來的《白虎通義》，重點采用董仲舒天人感應和讖緯迷信，對古文經說優秀內容無所取正，不僅沒有達到統一學術的目的，反而加劇了迷信思想在儒學中的地位，而董仲舒用來約束君權的天人感應學說，也被弄得面目全非。
這種情況在戰火紛飛的魏晉南北朝還是無所謂，大家都以統一天下為重，沒有哪個皇帝在意這些。但是大隋王朝統一天下之后，楊堅設立郡國之學以養士，并在開皇七年規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選送三名優秀學子，前來國子監學習，然而令人尷尬的一幕立即出現了。
首先是辦學，辦學是很容易，但卻沒有統一的釋義來當授課教材，百個老師面對一條經文時，產生出一百種解讀方式，給教育帶來了巨大的麻煩。
其次是楊堅令國子監學生考秀才科、明經科，準備擇優錄用，可是考生寫的答案誰都對、誰都不對，各個觀點不一的閱卷官員也不能統一，最后傻傻打不出分、無法評出甲乙丙丁。
楊堅大動肝火，立即召集天下大儒集中于大興城，令負責修訂典籍、整理圖書的秘書省官員和天下大儒辨論，使秘書省官員修訂出來的典籍釋義，在與大儒辯論中得以進一步完善，終級目的是使五花八門的釋義走向統一，為教育統一教材、為取士統一答案，以免出現一條經義，出現幾十上百種都正確、都不正確的解答。
大隋王朝在文學藝術上呈現出來的盛況，頗有幾分百家爭鳴的味道，故而世稱“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
劉焯編撰《五經述議》的初衷，便是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