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高岳在興元府顯然會有更大的動作。
他剛剛自西川南部凱旋，就將府中各縣的縣令召集到了護國寺中來，說有要事商議。
各位縣令坐在席上，吃著寺廟里的齋飯，明玄法師讓弟子們用紅陶碗盛著滿滿當當的粳米飯，內里泛著微微的紅色，冒著白亮亮的香氣，接著便是碧綠的菜葵，澆上些食醋，再拌些腌制的蒜，切得細細碎碎的，鋪在菜葵四周，綠白交映。
高岳用食箸夾起一團團飯來，就著菜葵和蒜米，口齒里爽滑鮮脆，周圍的縣令們也搖動著箸，堂內全是咀嚼的清脆響動。
直到箸刮著吃食所剩無幾的碗面，嚓嚓地后，高岳將碗擱在食盤上，用手指稍微摸了下嘴唇，宣布自己的想法，“本尹準備在興元府南鄭、城固兩縣，試行經界法。”
此言一出，數位縣令都有些驚訝，但南鄭縣令韋執誼和城固縣令李桀的表情卻比較冷靜，想來高岳提前就給他倆“吹風”過了。
其中韋執誼因歷年興元府縣令考課之最，馬上即將回朝廷內為員外郎了。
這件事是他在次赤縣南鄭縣令任上，所接受高岳最后件委托。
好勝的韋執誼當然不會虎頭蛇尾。
而李桀是高岳最喜歡的師弟，他因黃文語導致的人夫逃亡案件，現在還有些抬不起頭來，這次城固縣率先推行新法，他也是義不容辭，迫切需要做出些政績來，證明自己。
接著高岳站起來，皺著眉頭說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當年的井田即是如此，而今的私田更應如此，天下自推行兩稅法來，賦稅的原則是計資（資，房屋、田產等私人財產）定稅，而不再是以人丁為本，故而我欲行‘經界之法’，弄清楚各門各戶實有田地的情況，履畝納稅，均攤差役，以為根本。能使富者保其業，貧者蘇其生。”
褒城縣縣令解善集和勉縣縣令黃順，及金牛縣新來的縣令柳傳宗，都互相望望。
高岳此舉，是對楊炎昔日兩稅法的修正案，而更是要增強國家政府對安史之亂后各地崛起的形勢戶的控制，充實稅收。
所謂的形勢戶，說白了就是各州各縣的“土豪層”，中唐以來政府對人身的控制轉弱，兩稅法便是這種權力衰弱后妥協的產物——夏秋兩稅，各地不分土著和客戶，都要“據地出稅”，由此一批先富起來的人戶，比如先前被杖殺的黃文語那樣，靠最早積累起來的糧食，捐贈一筆助軍，換取個縣廨佐史的流外官，然后上下其手，實際控制了縣鄉級別的賦稅、差役，把持了衙門，朝廷委派的縣令不依靠他們是做不了事的，也就是俗話里說的“強龍難壓地頭蛇”，然后這群人再依仗在地方上的權勢，串通起來，舞文交易，逃避差役，轉嫁賦稅，這些伎倆高岳因浸潤軍隊里多年，都是熟悉的（和軍隊里吃空餉、掛虛籍相似的套路），他深知形勢戶崛起是時代的必然，但任由其自肥壯大，卻對國家極為有害——這群形勢戶，手里的產業越來越大，但國家所能征收到的賦稅卻越來越少，社會的貧富差距也會越來越觸目驚心（宋朝的問題，在于官戶或者叫衣冠戶，代表中央皇權和地方形勢戶斗爭，這種斗爭雖然激烈，但好歹還保證了南宋茍了一百多年；而明朝后期，官和形勢戶則干脆勾連融合在一起，結局大家都看到了），最后國家所能掌握的資源一旦消耗殆盡，不外乎三個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