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卻說：“鄴侯所說的道理朕豈不知，黨羌、突厥、雜胡哪個不是朕之赤子百姓？然自來在華夏清化外多年，形同禽獸，又屢次忤逆皇唐華夏，赤子早已變為逆子，使朕心傷，對待逆子的話，我唐律法是如何規定來者？”
還沒等李泌等大臣反應過來，杜佑就進言說：“陛下愛黨羌如子，然則黨羌卻怙惡不悛，不事親不尊親不愛親，故而方有右御營軍使、都統長史高岳出征慶州，便是代替陛下施以懲戒......”
“該有懲戒嚴刑，然則也該施以教化，不該沒為官奴。”賈耽反駁杜佑說。
“臣聞，‘其為人孝悌，而好犯上者，鮮也’，由此話反而觀之，黨羌可謂不孝不忠，是為大逆不道。臣又聞，‘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由此觀之，單單是將羌人配于煞割務，已是陛下莫大之寬洪了，實在找不到比這更加輕微的罪罰。”杜佑的駁斥如連珠炮般。
這時太常卿鮑防加入“戰團”，對杜佑說，不管多大的罪行，誅殺的也是元兇，黨羌普通部民，不過是為一些酋帥裹挾而已，不該悉數沒為官奴。
杜佑當即吐沫橫飛，將鮑防駁倒：“黨羌每蕃內部，以大人為首，一旦血仇酬賽，婦孺莫不上陣廝殺，叛逆也是同樣的道理，君飽讀詩書，豈不知春秋公羊傳里曾云‘君親無將，將則必誅’？既為連族反逆，哪里有不連坐的道理？”
鮑防立刻啞口無言，所謂“君親無將，將則必誅”的意思就是，對待君王或祖父母、父母這樣的“至親”，連起謀害的心思都不能有，一旦產生小小的萌芽，也要加以誅滅，“其心可誅”說的就是如此。
畢竟誰也不能保證，東山黨項作亂的蕃落，內里的老少婦孺，就全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想法？現在看來，皇帝事前下詔，說什么平叛時對黨項婦孺不得輒有殺傷，全是虛偽之語，如果還有什么真的意思包含在內的話，那便是“別亂殺朕的官奴”。
這也許是首次，李泌對皇帝處于下風，他捧著象笏，真真切切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心力交瘁，對正值壯年并且剛愎自用的皇帝，實在找不到任何反抗的理由。
這位信道的山中宰相，覺得時代的洪流河路，已悄然發生偏差，并且還不是他個人的能力可以逆轉過來的。
而竇參則很明智地退避三舍，避開他認為完全無謂的爭論。
當即皇帝就拍板，他下詔要求將這次俘虜的所有東山黨項男女，統統配于作坊，其中一萬配給廣州府的“煞割務”，當然杜佑要交錢給朝廷，每名充作糖霜戶的羌奴須納一段水練（白色絹布，價錢兩貫，其實更多的是開個口子，為朝廷公開賣奴背書），又有一萬配給鳳翔府“植棉務”，五千配給皇家少府監，剩下的則集中在寧州彭原公開售賣，所得資物，統統分賜給出征的將士——皇帝的話是一言九鼎、絕無戲言的，他當即就手書，委任大盈瓊林內庫使霍忠唐為“寧州軍市令”，即刻趕赴彭原勾當此事。
等到霍忠唐到了彭原倉城處時，卻發現龐大的“軍市”已立起來，河東、畿內、鳳翔、興元乃至回紇的商賈、牙人們都已云集，要進行特殊商品——羌奴的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