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朕要將高岳廢棄不用呢！”
鄭絪很淡然地說：“高岳在淮揚，已領府中的軍校撰寫出<步軍操典>、<火器挈要>、<騎兵沖法要訣>等書來，刊印保藏，交授武道學宮生徒研習，所以陛下可以將高岳廢棄，也不用擔心我唐軍學后繼無人。”
皇帝本想展現下權威，卻被鄭絪不咸不淡地刺了下，更為難堪。
下面鄭絪就說：“其實柳宗元所說的勢，便是圣賢的開天獨倡，和天下運勢，合而為一也。封建雖不可行，然則郡縣也要改制，高岳在給臣的信中，說的是這樣的話語，即‘存封建之心，留郡縣之制’。封建的弊端，在于諸侯獨制一方，其對領內百姓的權力無可約束；而郡縣的弊端，則在于郡縣只有施政的權力，卻無決策的權力，天子和大臣若殘害百姓，郡縣只能助紂為虐。所以兩端思量，最優的方案便是能讓中樞少犯錯誤，讓地方增殖物產，具體辦法便在于能讓賢能出入中樞和地方，在內可匡正朝政，拱衛圣主，在地可改良制度，造福天下百姓。所以高岳認為，世祿和世爵絕不可取，可守宰的權位卻必須要在，此外為避免割據，還必須將權位流轉起來。”
“何解？”
“高岳倡言，刺史、縣令等都是四考為限，但多數只一兩考就遷轉他處，以此流官的話，往往連地方百姓的情況風俗都沒有了解，又談何造福遺愛？然而若強制讓刺史、縣令滿四考再遷轉，又違背人情，過于僵化，所以高岳認為，只要能保證守宰級別的選拔任用，其下刺史和縣令無論幾考，都能在守宰的督促考核下，多少為百姓做些業績。故而，臣替代高岳，向陛下懇求，復古行臺制。”
“行，行臺制？”
鄭絪隨即修正道：“臺省臺省，其實按我唐的典章，呼為行省制更為妥當，也即是變革方鎮藩道為行中書省，下設州、縣。行中書省在地官署，由中書門下的宰相派出，以中書侍郎或門下侍郎平章事，‘行中書省于某道’，相當于前方鎮節度使；再可以稍次的給事中、中書舍人及尚書省侍郎加參知政事，‘行省于某道”，相當于前觀察使。行中書省或行省，執掌當地生人、賦稅、兵甲、學校、廟宇功德各事，以五年或十載為期，多則易生割據，少則更迭繁冗，期限滿后若無大錯，便必須回歸中書門下繼為宰相。宰相行中書省事于某地時，一旦了解到民瘼疾苦，在中樞時便可呼號革新，而相同的宰相在中樞里的革新理念，也可隨著行中書省事，惠及到地方上去，且行中書省與中書門下雖位置不同，但都是宰相，執政時亦可溝通。如此，郡縣制下那種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的痼疾，也可有所緩和。”
聽完鄭絪所說，不，實際上是聽完了高岳的意見和方案后，皇帝明白——高岳比韋皋還狠。
韋皋雖然驕橫，可畢竟沒高岳這般狡獪，韋皋總的來說還是想憑靠威信、武裝、功勛這些不恒定的東西，為私家搏一下封建世爵世祿罷了，他的眼界大致到此為止，最大格局便是獨霸三川地，構筑韋氏王國。
可高岳不一樣，他像個老練的獵手，從來不在道義上授人口實，可又頻頻對政制的“死穴”出手，狠準毒辣，且他想要的東西，不但會全力博取，更會形成規制，步步為營，使其恒定，這和他的軍事思想極為吻合。
這種規制，是天然和隨心所欲的皇權相抵觸的。
此外高岳卻敏銳地捕捉到，其實古人也并不熱愛皇權，從漢到唐，對皇權進行批判的人多了去，所以這次高岳表面上退出郡縣和封建的論衡，然則卻私下和宰相集團締結了盟約，擇機后發制人，他提出的行中書省制，就是要以宰相們為主力，既制衡中樞，又出鎮地方，這樣確實完美地在封建制和郡縣制間找到了最合理的道路。
先在整個延英殿內，宰相們都達成一致，對皇帝請求道，應該施行此國是政策。
“哼，說得倒是天花亂墜，那韋皋和杜佑能答應否？要是韋杜都能給朕給歸朝期限，那朕便相信。”皇帝并不以為然。
實際上，皇帝又暗中使出個異論相攪的策略，存心要在行中書省制上，挑撥韋皋、高岳和杜佑的關系，讓他們互相猜忌，自己坐收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