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說過，墨家學說主張的‘尚賢’，其實就是希望各國君主與官員、權貴像曾經的圣人那樣無私地照顧百姓，不應將治理國家、治理百姓視為權力，而是應該視為職責與義務。
但迫于各國的抵制，連墨家也不敢明說，可這個李郃倒好，他干脆將這件事給挑明了，明確用‘職責與義務’取代‘權力’，甚至對官員的定位也做了一番闡述：治國教民。
“官不治民，那誰來治？”
小聲嘀咕了一句，東梁君就從這部法的前文得出了答案：法來治！
“以民為本、依法治國……”
他喃喃自語。
平心而論，他對儒家提倡的‘以民為本’、法家提倡的‘依法治國’都不陌生，甚至天下各國都在摸索將儒家的‘禮治’與法家的‘法治’相結合，但說真的，儒家所謂的‘禮治’只是一個空洞的理論，根本沒有理論，而儒家所謂‘以民為本’，也跟墨家的‘兼愛’一樣，都只是對各國的一種美好期望。
可如今，一個尚未弱冠、從未治理過國家的年輕人，卻真正將‘以民為本’貫徹到了新法中——連法治公平在必要時都要為社會公正讓步，為民意讓步，這還不叫以民為本？
不得不說，對比‘兼愛’，李郃所主張的‘尚賢’，給東梁君帶來了更大的沖擊。
畢竟一直以來，國君、權貴，皆象征著權力與榮耀，但李郃卻較墨家學說更為激進，認為是一種責任，對國家的責任，對百姓的責任，哪怕是東梁君，一時半會也有點難以消化。
忽然間，他聯想到了當初榭亭之議時，李郃曾強硬地對梁姬說出‘若死便葬于少梁’那句話。
當時他氣得恨不得宰了這小子，可如今細細琢磨他才逐漸意識到，他們這些人所說的‘國’，與那小子所說的‘國’，可能并不是同一種存在。
那小子所說的‘國’，或許是比君主還要重要的，是在他看來不惜要全體君臣、國民去誓死捍衛的。
是故那小子為了捍衛少梁，會迫使梁姬做出‘若死便葬于少梁’的決心，而其自身，也不惜冒九死一生之險，率奇兵在冰天雪地中長奔五百余里，赴秦國國都俘虜秦王。
這樣一想，東梁君忽然能理解那小子為何能與墨家鉅子一見如故了——因為那兩人其實是一類人，都有著異于常人、異于世俗的志向與抱負。
“哼，倒也不壞……”
輕哼一聲，東梁繼續往下看。
繼‘尚賢’之后，便是‘尚同’，這一點較墨家的‘尚同’大致相同，通俗點說就是下位者逐層服從上位者，使促成‘一同天下之議’。
這是墨家學說中少有的、比較貼近君主統治的主張，遺憾的是墨家還‘作繭自縛’般給君主、天子套上了一層‘是否合乎天下之義’的枷鎖，在集權的同時又限制了君權。
當然，這對于少梁基本沒什么害處，畢竟少梁也沒有能力去做什么‘不義’之事。
至于限制了君主的權力，他視若女兒一般的梁姬還年幼，本來就不管事，至于日后……或許也輪不到他來操心。
想到這里，東梁君不禁又想到了前一陣子在少梁宮的那場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