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對此書的評價更是刺骨，孫承宗在世的時候，你不敢黑他，到他死了你各種毀謗，王在晉簡直無恥。
后世的網絡上，有些人為了彰顯自己的觀點正確，不惜深挖這些毫無根據的說法，另加以腦補臆測，杜撰各種情節。把這本書奉為史料經典，拿這種大家都不看甚至不知道的“史料”，這逼格也裝得也是夠高。
謝國楨先生在《清開國史料》有收錄《三朝遼事實錄》，并有專門的評語。（王在晉）明初經略遼東，與薊督王象乾專主款蒙古，守關門而棄關外。欲于關外八里筑重城，堅守御，其計頗左。唯是書上起明萬歷四十六年戊午，下迄天啟丁卯十二月，敘事溯源詳流。首總略，次編年及奏議，十余年之事，記載綦詳，裒然巨帙，為治遼事者所必參考之書也。
以此看來，說謝老認為此書毫無史料價值，顯然是錯誤的。但是謝老認為的史料價值，應該這樣說，在明清易代之際，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對史實記載最不較真的時期。什么人都可以寫史，什么人都覺得自己親眼所見就是真的，寫的觀點是對的。
以至于很多史料互相傳抄，好幾本書對一件事情同樣的記載，猶不可信。
所以，對于明末清初的史料，要有辨析的看。謝老所說的價值，是因為從萬歷四十六年遼事起（薩爾滸），到天啟七年十二月這個期間，整個的遼事都有記載。
因為在明末的史料中，經常是一件事情只是幾句話就帶過去，很難得象這樣有順序的敘述下來，其價值就在于“十余年之事，記載甚詳”。但是，不等于有記載，就一定是對的。
以王在晉的風格，常常在事實上，玩很多文字游戲，以夸大自己的功勞，貶低對手（主要是孫承宗）。
舉一個例子，修八里鋪這事情的奏疏上：王在晉題：臣因嚴關墻低土薄，舊邊止三丈二三尺，今加高至四丈，土幫止**尺，今填闊至二丈二三尺。墻則磚灰堅砌，土則夯杵并加，雖南北二部尚有一千八百丈未修，而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城外鏨濠，濠外掘品字溝，溝中下暗簽，溝外間一擺空營，眾工畢舉，竊意計期可成，又于八里鋪筑新邊，已完土墻二百余丈，臣不時往返，身先調度，勤者賞勞，惰加罰，終日兢兢，如臨大敵。————《三朝遼事實錄》。
按照王在晉的說法：一丈三米，一里495米，一里差不多165丈。（明代的度量衡甚至如此）一千八百丈未修，就是十幾里未修，舊城一共才二十里，也就是三千三百丈，他修了一千五，一半都不到。已完土墻二百余丈，三十七里新城，不過完成一里多。
而且，以上還都是土墻，修城肯定不是只用土堆一下就了事的，至少得有磚。請了九十三萬兩銀子，蹦噠半天就這點工程出來。而且，這還是王在晉自己說的完成量，恐怕還得擠點水分出來才對。
但是，他就敢說城墻“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他自己則“不時往返，身先調度，勤者賞勞，惰加罰，終日兢兢，如臨大敵。”象這樣不盡不實的語句，在《三朝遼事實錄》中出現的次數非常多，幾乎比比皆是。
明朝自薩爾滸兵敗以后，關外岌岌可危，朝廷將熊廷弼提拔為遼東經略。
走馬上任之時，也是關外撫順、清河、鐵嶺等重鎮淪陷之際。可是他干不久，又被罷官了，接任的是袁應泰。袁應泰覺得遼東兵力還很多，完全可以跟努爾哈赤大干一場。所以深溝高壑，豎壁清野，結果干下來，繼續丟了遼陽，丟了沈陽。
看來看去，明廷覺得，還是熊廷弼能打，他又成了遼東經略，同時派了一個遼東巡撫王化貞。
熊廷弼認為跟努爾哈赤不能馬上開戰，應該守而后戰，站穩腳根再開戰。而且，要打，也是要求蒙古、朝鮮加上明朝自己的三方兵力一起發動，也就是“三方布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