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歷次科舉考試未曾有過的事情，北方的考生被徹底激怒了。聯名上書，狀告主考官偏袒南方人。
其實，南方人在讀書科舉方面有壓倒性的優勢也是共識。洪武三十年春天的這個榜單奇怪的并不是進士榜單中，南方人占絕對多數，而是北方沒有一個舉子成為進士，北方士子在這科的科舉考試中徹底輸了，顏面掃地。
事情捅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也覺得此事甚為蹊蹺，怎么可能錄取的進士中沒一個是北方人？作為統治天下的皇帝，這樣的結果怎么能服眾？到了6月份，朱元璋親自主持策問，三甲分別被授予山東人以及山西人，這次放榜中，錄取的61人全都是北方人。
于是，在中國科舉歷史上洪武三十年的這次科考竟然有2張榜單，一張全部為南方人，一張全部為北方人，“南北榜”的對立使得南北地域之間在科舉考試上的矛盾空前緊張。
科舉取士是國家大事，即使朱元璋能通過行政干預，硬生生給了洪武三十年這科北方考生進士名額，也不是根本之計。南方人讀書考科舉厲害，北方人考不過南方人，進士有被南方人壟斷的趨勢，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現實情況。
如若統計建文元年到永樂二十二年之間的9榜進士，南方省籍的進士依然高達83.6%，北方生籍進士占11.6%，而西南省份的進士只占4.7%。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這些南方省份，在整個王朝的人才選拔上，占有壓倒性的優勢。
當然，大明對于如何破解南方對于科考的壟斷，也一直想辦法。
宣德二年（1427），詔令國家科舉取士制度發生重大調整，每科錄取進士100人，其中，南方人60人，北方人40人，從國家制度的層面上保證北方人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可能。
到了景泰五年，明王朝為了照顧科舉力量更薄弱的西南地區，進一步對科舉名額對應的區域進行了詳細劃分，南方考區55個名額，包括應天府、蘇州府、松江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布政司；北方考區35個名額，包括順天府及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布政司；中部考區10個名額，包括四川、廣西、云南、貴州布政司及鳳陽府、廬州府、滁州、徐州、和州。
此后，大明各地區科舉取士的名額比例在維持在55：35：10。
這個比例基本與各考區的人口數字相吻合，獲得較大認同。
于是，全國之間科舉競爭變成了各地區內的科舉競爭，保證了文化教育落后地區，士子通過科舉而晉升的可能性。
保證北方士子名額，另一種不公平。
科舉考試成績本是能力的反應，南方人讀書考試厲害，理應在科舉考試上占據優勢，政府用行政手段來干預錄取結果，這算什么道理？
對于明王朝來說，科舉取士既是國家選拔人才的需要，也是籠絡讀書人的需要。
“學而優則仕”的理念，要通過科舉考試來銜接為學與從政兩端。如果單純看考試結果，而致使北方諸省的士子喪失了“學而優則仕”的通道，使得他們不能被籠絡進明王朝的官僚系統之內，明王朝就可能喪失掉這一大批北方士子的心。
這樣的政治代價是王朝的統治者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們需要從頂層設計上來保障北方士子參與王朝政治的機會。
其次，科舉取士也有自己的問題。作為古代的應試教育，難免出現一大批為了考試而考試的人，南方教育文化發達、社會安穩，給了一批不諳世事、埋頭科考的讀書人土壤，這些“學霸”、“考霸”即使考中了進士，一旦要踏入官場，涉及實操，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朱元璋自己就對這些進士不怎么待見“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觀其文辭，亦若可用，及試之，不能措諸行事。朕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
朱元璋覺得科舉考試選拔的進士中看不中用，一怒之下就讓科舉暫停幾年了。
北方人不擅長考試，但并不意味著北方人不擅長從政。大學士楊士奇就認為“長大之器，俱出北方，南人雖有才華，多輕浮”。
如果科舉考試是為個給國家選拔治國理政治的人才，那么，選拔實干型人才的需要大于考試成績的需要，劃定考區來限制南方考生而照顧北方考生，也就不失為一種變通。
韋寶雖然身為南方人，但是這一世卻是北方人，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遼西子弟。
可韋寶有點無語的是，自己雖然底子里是南方人，卻似乎真的毫無科舉的天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