薊州薊州鎮故治在今河北省薊縣，其分守地包括今之河北邊外山海關至居庸關的長城。
薊州的米價，在正統十四年（1449）以后的長期間內，雖然不像遼東米價波動得那么厲害，但在嘉靖（1622–1666）中葉前后，及萬歷（1573—1620）中葉以后，也向上升漲，其后到了天啟三年（1623），以山海關米價為例，更漲至每石售銀四兩，約為15世紀中葉的十三倍有多。
宣府宣府鎮故治在今察哈爾宣化縣，其分守地為今察哈爾延慶縣至山西大同境的長城。
明代宣府的米價，在15世紀中葉前后還相當便宜，每石約售銀四錢多至五錢左右；但到了15、16世紀間，米價貴時每石要售銀二兩或將近二兩左右；其后到了16世紀中葉及17世紀的30年代，每石米價更高漲至銀五兩或四兩。
大同大同鎮故治在今山西省大同縣，其分守地為山西邊外的長城。
明代山西北部大同一帶的米價，與宣府米價變動的趨勢幾乎完全一樣。換句話說，大同每石米價，在15世紀中葉約值銀四錢，其后有上漲趨勢，及16世紀中葉和17世紀的30年代，更上漲至每石售銀三兩有多或四兩。
延綏延綏鎮城初在陜西綏德，及成化九年（1473）更向北遷移至陜西榆林，故又名榆林鎮，其分守地包括由延安至綏德的陜西北部地區。
代延綏的米價，在成化年間（1465—l487）以前，即15世紀中葉左右，低廉到每石售銀二錢，其后有漲有落，但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曾高漲至每石五兩，約再過一百年后的崇禎四年（1631）則上漲至每石四兩。
此外，還有離遼西遼東遠一些的甘肅，明代甘肅鎮的鎮守總兵官駐扎甘州城（今甘肅省張掖縣），其分守地自莊浪北至嘉峪關，即甘肅西北的長城。
甘肅米價變動的趨勢，除正德九年（1514）特別昂貴以外，和延綏米價非常相似。甘肅的粟價也和米價一樣，在15世紀中葉左右比較便宜，及16世紀20、30年代間則向上升漲。
自明代中葉左右開始，北方邊鎮米價長期上漲的趨勢。
明代北方邊鎮米價之季節性的變動。明代北邊各鎮米糧的供求狀況，在一年中往往因季節的不同而發生變化，故米價在秋天收成時往往比較低廉，但到了春天青黃不接時卻非常昂貴。
所以，韋寶要趁著這一波價格最低的時候，大肆吸納！
嘉靖十年（1531）二月，兵部尚書李承勛說：“大抵邊鎮米價，不論豐兇，冬月猶可，一人初春，日益翔貴。商販以時廢居，率致巨富。”當日邊鎮米商賴以獲利的因季節而波動的米價。
嘉靖四十四年（1565）五月，巡撫山西侍郎萬恭說：“三關（雁門關、寧武關、偏頭關，在今山西北部）……往歲八月秋成，銀一兩可得米二石。……延至十月，以為時估方定，則僅得一石八斗矣。……延及今歲二月，又僅得一石四斗矣。”
換句話說，同樣一兩銀子，如在山西北部購米，在春天二月的購買力約只為去年八月收成時的百分之七十。當日山西北部米價這樣的波動，還算是比較溫和的，事實上北方邊鎮的米價，在春天青黃不接時往往為秋收時的兩倍，或將近三倍。約在嘉靖（1522–1566）中葉以前，鄒守愚撰《邊儲議》，其中說：“且收成之際，多在于七八月，米價之賤，多止于五六錢。……明年之春，……欲糴之日，則病于時估之涌騰，名曰八錢，實過一兩。”
嘉靖三十七年（1558）八月，大學士嚴嵩等說：“近聞大同頗熟，銀一兩可得米九斗。……若延至來春二三月時，米價騰貴，銀三兩才可得米一石耳。”
明代北邊各鎮的米價水準，大部分時間都遠較內地為高。當日位于國防最前線的北方邊鎮，政府為著要保障國家的安全，不得不在那里駐防大量的軍隊。軍隊多了，對于糧食的消耗自然特別增大。可是，沿著長城的大部分地區，由于土壤砂瘠、雨量不足、氣候早寒，糧食的產量非常有限，故在那里集中的軍隊，有賴于內地糧食及其他物資的供應。
不過，邊鎮與內地之間，往往因為地形險阻，交通困難，運輸費用非常之大，故加上運費以后，邊鎮米價自然要遠高于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