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倭寇不行！
韋總裁沒有打算搞的跟**一樣，施行種族屠殺政策，但征服倭寇之后，讓倭人四散，全部離開東瀛，讓這個族群從歷史上消散，這個名稱從地圖上抹去，這是必須的。
這些，都必須在完全拿到了整個朝鮮的統治權的基礎上！
“我可以去朝鮮！”韋寶對林文彪道：“安排一下，五日內出發。”
林文彪點頭：“是，總裁。還有一事，一直與我們暗中聯絡的后金劉興祚已經完全同意歸附天地會，多次派人與我們聯系，請求我們給出具體歸順時間。”
劉興祚，后金人稱其為劉愛塔，朝鮮文獻稱之為劉海，遼東開原人。后被“市夷掠去”到建州女真地區，時為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
在建州他以才干出眾，且“伶俐善解人意”，深得努爾哈赤器重與賞識，被分到大貝勒代善的正紅旗。
他參與了后金進攻明朝挺進遼沈之戰。以擊敵、追逃等功授備御，并迅速高升，直至副將，受命管轄金州、復州、海州、蓋州，南四衛之地。成為后金國中聲名顯赫的漢官。然而后金殘酷的民族壓迫和奴役，漢人的慘遭蹂躪，深深震動了他未泯的良知，激起強烈的民族大義感，而開始采取對抗行動，“奴欲鋤遼人，興祚多方保全之”。再加上袁可立“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步步為營的戰略進逼之勢，被后金掠去18年的劉興祚終于萌生逃出后金，報效國家的堅定信念。從此便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棄金歸明之路。他不懼險阻，百折不撓。天啟三年（天命八年，1623年），也就是袁可立巡撫登萊的第二年，劉興祚組織復州民眾逃亡，因事泄失敗后，面對愈加險惡的形勢，仍不退縮、不動搖。
據周文郁所記：“遼陽陷，興祚日抱慷慨，冀得一當以報國。奴欲用火器，興祚設計沮之；奴欲鋤遼人，興祚多方保全之，……癸亥（1623年）春，祚奉奴令守金、復，隨令幕客金姓者潛報登鎮沈有容及當事（袁可立），欲其從海渡師，彼為內應”。
他屢次通書于明登萊巡撫袁可立，表示欲脫離虎口，“自拔”歸明的心愿。當年七月明登萊巡撫袁可立在向朝廷的奏報中追述了此事的原委：“今二月內，總兵沈有容執有生員金應魁赍到奴酋（努爾哈赤）偽授世襲總兵駐復州劉興祚即劉愛塔密稟一紙，內稱彼欲反正內應，以報中國，因求臣免死加銜牌。臣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寧以叛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憑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隨手于二月二十三日寫免死票一紙、加銜扎付一張，付沈總兵轉給金應魁先往。沈總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去迄，其后續接塘報皆云愛塔于七月來歸也。奴（努爾哈赤）四月間從金州近海盡趕人民退處復州，以王丙之故致奴覺察，將愛塔并李永芳長子械而去，殺其弟劉興仁暨王丙，闔城屠戮，所未盡者悉趕而東，且并永寧、蓋州，俱行趕徙，而四衛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盡棄之而不敢據”。
這次牽連頗廣、里應外合的反金事變被努爾哈赤迅速鎮壓下去，復州人民付出了兩萬顆頭顱的慘重代價，愛塔與努爾哈赤之間親密合諧的關系上也投上了陰影。在審訊原告王丙和被告劉興祚兄弟等人的過程中，由于愛塔矢口否認，王丙這個民族敗類終以誣告罪被處死，不過同案中愛塔之弟劉興仁也被殺害，當年七月愛塔又被降為參將。不難看出，努爾哈赤處理此案時，在感情上不愿意相信愛塔的貳心，而在理智上又不能不相信愛塔至少被牽連進了明臣袁可立的策反陰謀當中。矛盾的心理造成了混亂的判決，努爾哈赤處境的難堪是可以想見的。
袁可立誘降劉愛塔，而劉愛塔又以“貍貓換太子”的“假死”手法騙過后金最終歸明，后金在此前卻給予劉愛塔優厚的待遇，努爾哈赤竟以姻婿待之。
這一滑稽而沉痛的“反間計”使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一直是金人一塊無法愈合的歷史硬傷。
當后金兩次出兵攻明時，劉興祚“俱遣人先報”，使之“得以為備”。最后，痛下決心，于崇禎元年（天聰二年，1628年）拋下老母妻孥，以**之計，逃出后金。歸明后積極投入抗金斗爭，但此時的袁可立已離開登萊，毛文龍和袁崇煥都不能善待劉興祚，“文龍死，歸袁崇煥，皆悒悒不得志。”
直到后來袁可立的好友孫承宗重回遼東，才給了劉興祚“用武之地”。
次年，官至副將，掌管皮島事務。不久奉命率兵赴永平，與后金激戰中陣亡。
劉愛塔一心報效國家并最終戰死疆場，有大宋李顯忠之風，這是明清戰爭史上明朝誘降滿清級別最高的將領，為遼東間諜戰之著名戰例，直到后世，依然為研究明清戰爭史者所稱道。
劉興祚人生道路之選擇與歸宿，被史家譽為“興祚逋亡之余，百計脫歸，有宋李顯忠之風”。表現了一種“不惜破家以殉國的偉大獻身精神”。“就氣節風骨而論”，他“與那些名垂青史、浩氣長存的民族英雄相比卻毫無愧色”。其“愛國精神足以光照千秋，與山河同壽”！
在韋總裁這一世，韋總裁派人與劉興祚聯系，因為有孫承宗這道關系，所以他截胡了袁可立的活，登萊方面也沒有表示反感。
“這是大事，你們統計署要和軍隊方面商量好！這件事情由你負責就可以。我的要求是，一定要利益最大化劉興祚歸降天地會這件事，他帶親信來沒用，最好是能帶盡可能多的金銀財寶和糧食，還有人口過來！”韋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