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不會在數目字上管理，實際上確實是不可能，因為沒有那技術條件。
其實朱重八的后代找到了那個時代最好的辦法“用貪官治貪官”，就像嘉靖、天啟皇帝一樣，讓權臣去弄錢，**嚴重了就殺掉一批，再換一批上來。
西歐封建社會沒這問題，領主管農民，國王只能找領主要賦稅，領主不用貪污，因為農民的地租本來就是他的。
同時也意味著西歐君主權力弱小，國家也不強，必須跟領主分權。
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也基本延續這種治理思路，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管的越少代理成本自然也越少。
如何消除**，中國傳統社會寄希望于德治、賢人，實踐證明完全破產。
后來又有一種“制度神話”，這是西方人近代以來給弄出來的，通過一種制度設計，加上人人為己的基本假設，就可以通過監督制約消除**。
全部消除肯定不可能，至少在成本沒有增加多少的情況下，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但是，這只是一種假設，有生活經驗或者有一點點博弈論知識的人都可以明白，這種假設在現實中不存在，參與博弈的人輕松可以把設計制度時期待的對抗博弈變成合作博弈，而且隨著博弈次數越來越多，合作默契必然會建立。
后世歐美許多兩黨制度的國家早就在一百多年的博弈中形成了默契，壟斷了美國政治所有資源，把普通老百姓想改變的努力扼殺在搖籃中。
國會、政府、法院和社會組織、企業之間也形成了很多**的潛規則和默契。
國會兩院的議員，特別是位高權重的參議員，設計之初就是讓他們代表各州人民監督聯邦政府，可是現在后來變成了聯邦政府、企業之間的**掮客。
參議員和眾議員有兩種不同層次的**，低層次的**就是多報花賬，高層次**就是用自己承擔的職務，為企業謀取利益。
聯邦和州兩級議會的議員都擁有很多權力，特別是其中一些長期擔任議員的，掌控著法官和很多國家機關關鍵職務的提名權，掌控著監督政府部門的權力，圍繞著這些資深議員形成了復雜的**和利益輸送網絡。
在社會生產條件一定的情況下，搞監督部門、監督人員、監督制度，不是沒有作用，而是作用有限。
隨著時間進行、博弈次數增加，都會慢慢失效。
舉個博弈論的經典例子：囚徒困境，如果兩個罪犯是第一次被抓，第一次被隔離訊問，他們都會傾向坦白，讓警察獲得最大勝利。
但是，這兩個罪犯是慣犯，幾十年了都一起做案，經常進警察局，還能指望囚徒困境會起作用？
搞三權分立起不到作用，其他監督機制的作用也會隨著時間遞減。
根本解決**問題只能依靠生產力水平、科學技術的升級。
打個簡單的比方，讓稅務人員挨家上門收稅，肯定貪污嚴重，讓商家都裝上稅控收款機，貪污自然減少，不用什么教育、也不用搞人盯人的制度建設。
假設用現代技術條件穿越到明朝管理國家，貪污的空間就被壓縮到很小。
全國土地精確丈量、還有衛星天天在天上測繪，各地有什么水旱災害中央政府都能知道得清清楚楚，土地產量也能精確預測，官員還怎么貪污？
現代社會還有貪污，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多交易（產生財富的土地）中央政府沒有掌握，一旦所有的交易都電子數據化了，而且處在政府監控下，貪污自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