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市易法”則可以說是國家力量利用金融業的雛形。
這次變法可以說是一次中國可能進入近代的機會。
但是，畢竟時機條件還是不太成熟，經濟上農業仍為絕對主導。
法律條文是舊式的，保守派與變法派官員是舊式的，皇帝是舊式的，思想是舊式的，整個社會原有體制與思想和社會經濟條件均大體與舊體制符合，而少數不成熟的“冒頭”思想很快被淹沒，至于變法實踐操作中出現的重重問題，更明顯帶有舊體制的深厚烙印。
當然，苛求古人超越時代的限制，也是極為不合適的。只能說這是歷史環境的必然。
王安石變法失敗后，以致到靖康之變，落后民族入主中原，使得農本與新經濟的矛盾再次強制性化解。
因為新經濟在長期戰亂以及之后落后民族的統治中遭到極大削弱，其基石農業也發生暫時性衰退。
第二次新經濟因素未能突破農本經濟。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第三次新經濟因素再次發展到了與農本經濟相沖突的地步，而這次最為發達，因為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終究沒有突破農本經濟體制。
因為傳統經濟的發展分為兩條線:新經濟因素建立于農本經濟高度發達的基礎上，而根據歷史經驗，農本經濟的發達必然導致生產資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并，而新經濟因素的產生不過是農本經濟發達帶來的副產品。
而土地大兼并釀成社會動亂，社會動亂的結果摧毀脆弱的新經濟。
而隨后的清軍入關又一次加劇了這一結果，新經濟再次受到限制。
韋寶覺得，明朝的滅亡一定程度上是農本經濟的周期性矛盾。
經濟發展——土地大兼并——社會矛盾激化——動亂——經濟衰退——再發展。
所造成的結果，這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率有著殊途同歸的結局。
而不幸的是，明朝成了此規律的又一個適用者，這一鏈條中最后的犧牲品。
清朝的滅亡有太多的近代原因，其滅亡不完全適用于此規律。
土地兼并，朱由校能聽懂，但是資本主義是什么，朱由校就聽不懂了。
韋寶一句話就解釋了，“人口增長，人均土地越來越少。土地兼并，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既得利益者增多，財政負擔越來越大。陛下，漢唐元，都是這么滅亡的。就是一個家里，干活的人吃不飽，不干活的不但吃的飽，吃飽了沒事干，把錢藏匿起來，還欺負干活的人，家里干活的人不答應，肯定要跟不干活的人打起來，外面看這家人老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肯定也要趁機來偷東西搶東西，面對這些狀況，一家之主毫無辦法。”
韋寶解釋的很清楚，本來以為朱由校聽了以后會很生氣來著，卻沒有想到朱由校似乎很高興。
朱由校一拍大腿，“小寶，你說的實在太好了！那些個帝師，說一兩個月，一兩年，朕都不知道他們在說什么，你才說一句話，朕就全聽懂了，就是如此，正是如此啊！”
韋寶一汗，這有那么難嗎？
韋寶估計，這些事情不是帝師們說不明白，而恐怕是除了他之外，沒有人會這么對皇帝說話吧？
“小寶，你再說！你再說，你不是說還有宦官干政與黨爭嗎？這一條朕最熟悉了。”朱由校催促道。
韋寶只得接著說。
明代中后期交替進行的宦官干政與明末黨爭無疑大大消耗了明朝的中樞力量。
屬內政不良的表現，至于宦官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任人唯近的問題。
信任自己接觸密切，相互了解的人是人之常情，這種現象其實歷朝歷代都有，也不是明朝最嚴重，是一個普遍現象，而且很難根治，畢竟人都有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