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道好心提建議增加國家收入，結果反被“杖之流海外”。
類似磁州臨水鎮這類地區，民間為謀利也必然采鐵冶煉，明政府似乎不但未開辦鐵冶所，亦不收鐵課。
洪武二十五年曾經有一次大規模國家開爐冶煉，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明實錄》記載：“各處續開爐冶，今已三年，而內庫見貯鐵凡三千七百四十三萬余斤。上以庫內儲鐵已多詔罷各處鐵冶，令民得自采煉。而歲輸課程每三十分取其二。”
開爐三年貯鐵3743萬余斤，應是原先各地規定的上交鐵配額數量再加上開爐冶煉再減去消費后的結果。又過了兩年半不到，官員報告庫存鐵不夠用，申請重新開爐，朱元璋命令暫開爐一年：“工部臣言：各處鐵冶久已住罷，今內庫所貯鐵有限，而營造所費甚多，恐歲用不敷。上令暫開爐冶一年，仍復住罷。”
由上述可見，明初官營產鐵完全視政府需要而定，需要時在指定的鐵冶所開爐冶煉，不需要時就停罷。民間產鐵數量的規模則一直很大。
停止官冶后，冶鐵工匠大多不會改行，只不過從為國家服務變成為個人謀利，產鐵數量應不會下降，在利益驅動之下甚至會增長。
由于民間產鐵數量不在明政府統計范圍內，1847萬斤更近于某個時間段內分配給各地的定額數字總和，在此之外的鐵課則徒具形式，所以很難得到一個真正準確的估算。
明代宣德以后，官方賬面上的鐵課數字有很大增長，這主要是因官營鐵冶效率低下逐漸廢弛，而原先以官營代償方式征收的鐵課可能更多以普通鐵課的形式出現。
所以這種鐵課數字的增長不僅是產量增長，而且也是統計方式改變的結果。
宣德之后的鐵產量增長過于驚人，從一些地方的鐵課數字和明初鐵產量定額數字的對比可說明一些問題：天順五年山西陽城縣民營鐵課數量五六十萬斤，折算成鐵產量在800萬斤左右；而洪武時期給山西的定額也就是6917斤，光是一個陽城縣的民營鐵產量就已是洪武時期山西全省定額的七倍以上；嘉靖十年，廣東省按照稅銀換算的民營鐵產量為2764萬斤，是明初全國定額總和1847萬斤的1.5倍左右，僅廣東一省就超過全國五成。
明初的廣東配額為1896641斤，占據全國比例約十分之一，假設嘉靖時期民營鐵產量占據全國比例類似，則此時全國民營鐵產量當為2億6923萬明斤，換算一下，約為16萬噸的產量。這和18世紀初歐洲鋼鐵總產量14萬噸到18萬噸在同一水平線上。
不過，不管以何種方式計算，“明代鋼鐵產量達到了歷代封建王朝的歷史最高水平”，“明代中后期的鋼鐵產量不僅創出了我國歷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占據全世界第一位”。
明代民營冶鐵的規模和技術不僅比前代有巨大進步，也是當時世界最領先水平。
廣東佛山鎮在成化、弘治年間就發展成為冶鐵鑄造中心，形成了一個典型的工業化城市，各種冶鑄工人在二三萬人以上，而官營最大的遵化鐵廠人數最多時不過2500人。
福建漳州龍溪冶鐵高爐一爐多至五七百人。萬歷時期，山西夏縣溫峪山聚集開采鐵礦者六七千人。北直隸薊州之西，嘉靖時期采礦冶鐵聚集近萬余人。
明代晚期民間使用的瓶爐體形比官爐大，通常情況一日夜可出鐵3600斤，最高可日產生鐵6000余斤。
民間煉鐵已使用活塞式鼓風機，結構功能與近代鼓風設備一致。
歐洲在這方面的技術遠遠落后于明代，比較簡陋的三角形木風箱16世紀才發明，長方形木風箱還要延后，至于用活塞推動和壓縮空氣的鼓風器，“這已是18世紀后期的事了”。
明代發明的生熟鐵串聯冶煉工藝極大提高了生產效率，另外，煤炭冶鐵也有更大程度的推廣。
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說：“凡爐中熾鐵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土高爐也有了重大改進，已能把冶鐵爐與炒鐵爐串聯使用。
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說：“凡鐵爐用鹽和泥造成，出爐未炒為生鐵，熔流時又作方塘留之，灑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攪，則熟矣。”
這種冶鐵技術減少了炒煉熟鐵時再熔化的過程，縮短了炒煉熟鐵的時間，降低成本，是冶鐵史上的一項重要成就。
明代發明的蘇鋼冶煉法是灌鋼冶煉技術的新發展，現代冶煉專家周志宏說：“蘇鋼冶煉法在國外還沒有類似發明，顯然是一種創造性的發明。整個過程適合現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堝而創造出一種淋鐵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鐵分開，成為比較純的工具鋼。這是中國古代先進煉鋼工人的智慧結晶。”
生鐵淋口技術也是明代的獨特創造，楊寬《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在明代鍛制工具和兵器的鋒刃時，采用了生鐵淋口的方法，使鋒刃具有鋼鐵組織的表面層。
采用生鐵淋口技術，使原來以熟鐵或低碳鋼為本體的生產工具，表面有一層一定厚度的擦生層，包括滲碳層和生鐵熔覆層。滲碳層具有高碳鋼性質，達到了表面堅硬，內部柔韌和耐磨耐用的要求。
明代用生鐵淋灌夾緊的若干熟鐵薄片的方法，比宋代以前用生鐵淋灌盤繞的熟鐵條的方法是前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