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信用票據，鹽鈔就是“用鈔請鹽”。
對南宋朝廷來說，包括軍費在內的一切費用悉取于鹽鈔，故時人有語“南渡立國，專仰鹽鈔”。
“交子”由四川的16家鹽商聯合印發，一交為一緡，這成為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元朝政府鹽課最多時為766萬余錠，財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鹽利。
元代的鹽政更加苛刻和嚴密，“國家財賦，鹽利為盛”，“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莫如鹽”。
明代軍費一直居高不下，“國家財賦，所稱鹽法居半者，蓋歲計所入，止四百萬，半屬民賦，其半則取給于鹽莢”。
明朝政府借鑒宋朝的鹽鈔，以“鹽引”控制食鹽專賣。商人每給邊關運送200石糧食，官方就給一張引票，憑此引票，商人就可以在兩淮或河東換鹽去賣，其中的差價就是商人的利潤。
自劉晏創立民制、官收、官賣、商運、商銷的就場專賣制以來，沿用855年，至明萬歷時代才被民制、商收、商運、商銷的商專賣制所取代。
此后綿延300余年官督商銷權力尋租的紅頂商人時代亦自此開啟。
清朝實行官督商辦，就是國家只出售限量的許可證，而不直接買賣食鹽。
在完全的壟斷體制下，乾隆時代食鹽的購價與銷價相差3-4倍，年利潤率則高達194.1%。
有清一代，鹽商壟斷鹽引的情況遠比明代嚴重得多。
依靠對食鹽的特許經營權，鹽商完全有別于普通商人，與朝廷和官府的關系要密切得多。
一方面，揚州鹽商以專利而暴富，另一方面，上至皇帝，下至鹽務和地方官吏，皆以鹽商為利藪，競相分肥，導致食鹽成本越來越高，價格越來越昂貴。
晚清改良運動一度圖謀變革鹽務官制，遭遇到官商既得利益者的堅決抵制，直至清朝覆亡。史稱“專商積弊與清代相終始”。
誰當權，誰就會首先將手伸向漕運和鹽鐵！尤其是鹽。
所以朱由校才這么謹慎，并不立刻回答韋寶的問題。
但是韋寶現在就急于向漕運伸手，要打破這種壟斷，從而開展海運，海貿。
清朝是鹽商和朝廷的鐵器專辦官員壟斷，明朝是漕運總督實際控制鹽鐵。
鋼鐵工業是一個社會的基礎工業，近代世界各國的工業發展史表明，有了鋼鐵就能夠有機器，有整個工業以及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
在明代，冶鐵煉鋼的生產發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規模之大，產量之多，技術之高，超過我國歷史上的任何朝代，并位居世界各國的前列。
在這個過程中，民間私營鐵冶不斷發展壯大，而國營不斷減少。
從《明實錄》來看，明初政策是國家庫存鐵量少，急需用鐵則在指定的鐵礦區開爐冶鐵，庫存鐵量多足夠使用則停罷官營鐵冶，聽任百姓在這些礦區自行采煉，國家按照十五分之一的比例征收鐵課。
指定礦區之外的地方，有時也會有官員建議開辦國營鐵冶，但被朱元璋嚴厲斥責，甚至把提建議的官員流放海外。
洪武十五年五月，廣平府一官吏王允道說磁州臨水鎮產鐵，元時這里一年可以收鐵百萬斤，建議朱元璋照舊辦理。
結果朱元璋回答：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于民。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