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梁軍功冠于世，然為其得封也“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為之左右。”
以至于嘉靖時期的文史學家王世貞在《皇明異典述四》中說道：“蓋祖宗朝都督有勞，寧封流伯而不加保傅，典制一變也。”
封爵標準由軍功賜爵向武官難封轉變，除了其自身起初建立時就存在著一些缺陷外，明代開國君主朱元璋個人認識的狹隘性，對文臣功勞的輕視，沒有很好掌握區分文武功勞大小的標準。明初淮西集團勢力的強大與卓越的功勛，且其多為建立赫赫戰功的武將，形成一種武人獨大的局面。明朝統治者建立并不斷完善重文輕武的體制，導致武官地位日益低下，難以封爵。朝廷對勛臣封爵加大限制與統治者個人因素。
隨著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四個時期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強了中央集權與**皇權，使皇帝成為了權力的獨裁者。
在明朝封爵制度中，宗室勛臣雖享有眾多特權，并且有法律的明確規定與保障，但當特權與皇權統治發生沖突時，在加封進爵、削爵懲殺等方面往往一切都按皇帝的意志執行，法律在這時似乎失去了所有的功效，即使享有免死特權的功臣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并且明朝統治者為維護其統治，往往在免死、封賞等特權方面也比歷代有明顯減少甚至有的沒有，如封邑，到后期，功臣、宗室、外戚世襲爵位時受到了嚴格的限制。
皇權支配法制自古以來就是皇權至高無上的體現。
明太祖是封爵賜券制度的始作俑者，也是其破壞者，先后興起胡惟庸、藍玉黨案，大肆殺戮功臣，將那些擁有山河之誓，被允諾功臣世代榮貴，并享有免死特權的鐵券法規視如糞土，蕩然無存。
被譽為“漢之蕭何”的李善長作為跟隨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的“第一勛臣”，曾被賜予擁有眾多特權的鐵券，最總卻因朱元璋猜疑，竟因“星變，其占當移大臣，遂并其妻兒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誅之。”
此時的他已八十來歲。
對于皇權支配法制的現象，谷應泰在評論胡藍黨案時曰：“朝登盟府，夕系檻車，口血未干，爰書遂擬。”
在明代中后期，封爵賜券的對象也不再按“非社稷軍功者不得封”的標準來嚴格定位，往往由統治者個人意志決定和受權臣的影響。
正德時期，權閹劉瑾把持朝政，都督神英無開疆拓土之功，但厚賄劉瑾，劉瑾矯旨將封神英之事“下廷議，而廷臣希瑾指，無不言當封者，遂封涇陽伯，予世券。”
徐有貞“奪門之變”有功上書請求加爵，明英宗因高興遂封其為武功伯“祿千一百石，世錦衣指揮使，給誥券”。
明初封爵的功臣與宗室、外戚等均是爵位高低與官職大小一一對應的體制，眾多親王、勛臣掌握著很大的權力。
但從靖難之變以后，從明成祖開始，加大了對宗室功臣權力的削減，漸漸形成高爵虛職的的局面。
到宣德時期，明宣宗因漢王朱高煦造反，而諸功臣或為避嫌而落去職事官，就規定勛臣只擔任差委，使爵位與官職并立的局面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