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不僅是清朝，古代中國幾乎所有的朝代，都極其看重衣冠制度。
而清廷更是將衣冠制度看做區別前代的重要舉措，尤其是清朝統治者需要統治大量與己衣冠形式不同的民眾，使其具有高度敏感性。
在清朝入關之初，清朝統治者存在對大量歸順者的不信任感，仍然懷疑他們思念明朝，多爾袞就曾質問馮銓等人“到底是念你舊主”，并說“比如封賞如今親王，你們未必謝”。
而衣冠發式這種高度敏感性的形式，也就被清朝統治者視為區別明朝與清朝的重要制度，因此在清廷重下剃發令的過程中，才會不斷強調“明制”與“本朝制度”。
這一點是清廷一以貫之的思路，即使是后來順治親政之后也未有改變。
順治十年的二月，順治皇帝就曾下諭禮部，表示“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并要求以后服飾“務照滿式，不許異同”，由此可見一斑。
清廷要統治中國，以剃發易服來區別順逆。
清廷在順治元年的五月二十四日取消剃發令時，就曾提及前次發布剃發令的原因就是“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薙發，以別順逆”，后來重下剃發令時也說“若不畫一，終屬二心”，說明清朝統治者對不剃發易服者始終感到無法信任。
而清廷對平定地區的臣民與臣服外國的態度也有不同，清廷是想要統治中國的，因此“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自然那些不愿剃發易服者，“不幾為異國之人乎”。
因此，“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
清廷短暫取消剃發易服，更像是為統一全國而執行的臨時舉措。
實際上正如清廷于順治二年六月十五日重下剃發令時所說，“向來薙發之制，不即令畫一，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這也與多爾袞回復山東巡按朱朗鑅時所言相吻合，都透漏出取消剃發令，不過是因為“目下急勦逆賊，兵務方殷”，還沒顧得上衣冠禮樂，姑依明式。
且清初那些反對剃發易服者的論點，也大多是說“江南正在觀化之初，儻聞此風，人且畏怯而不前，阻人歸順之想，實此言貽之禍耳”，借天下混一來阻止剃發易服的實行。
而清朝統治者本身也有“恐草野之間特起豪杰，則難為收拾”的憂慮，所以清初取消剃發令更大的可能只是為統一全國的懷柔舉措。
清廷一直在鼓勵剃發易服，但大量大臣上疏反對剃發易服，引起猜忌，加速了清廷重下剃發令的行動。
其實，即使在取消剃發令期間，清廷也一直都在鼓勵歸順官民剃頭，多爾袞在回復趙開心彈劾李若琳時就說到“愿剃頭者，方且嘉許之不暇”，后來李若琳被趙開心參求罷時，也被多爾袞駁回，并表示“李若琳首先剃頭，為眾所惡，知道了，當益竭誠盡職，不必求罷”。
后來趙開心本人剃頭后，多爾袞也賞賜他衣帽，雖然多爾袞本人說“不是為剃頭賞他，但因他敢言”，但鼓勵剃頭的意思明顯。
所以看上去，清廷原本可能有潛移默化的方式執行剃發易服的意思，考慮到順治十年還在為冠服體式下旨，清廷一開始應該沒有那么急切的想要推行。
但李若琳傳出多爾袞有重下剃發令的意思后，引起了大量歸順者的恐慌，紛紛上疏反對，又引起了多爾袞的猜忌，這應該是清廷在得知江南平定幾天后，便立馬下剃發令的直接原因。
清廷一開始并不急切推行易服的原因，可能有物資短缺的考慮在內。
清軍入關之后，北方物資緊缺，很多東西措辦困難，而清朝服飾又不見于內地，一時之間肯定難以改易，所以清廷在順治二年七月下令易服時，就說到“從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價騰貴，一時措置維艱，故緩至今日”。
清初強硬執行剃發易服是災難性的，不顧官民的強烈反對強行推動已然不妥，祭出屠殺來鎮壓反對者更是錯上加錯。
而造成這個歷史悲劇的最大責任者無疑是清朝的最高統治者，似李若琳這些推波助瀾者當然也起到很多負面作用，但將主要原因歸于他們未免高看了這些人在清初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
部分人僅僅將剃發易服歸結于孫之獬，但他當時不過是一個禮部左侍郎，比之李若琳還不如，更不用說那些勸阻多爾袞的大學士了。
剃發令從發布到取消到再發布的過程中，涉及大量的爭論，僅僅將之總結為孫之獬一上疏，多爾袞一批準就完了，未免顯得滑稽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