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秦漢以來歷代**政權始終不渝地推行“重農抑商”政策。
“抑商”政策是中國古代社會一項獨特的經濟政策，也只有**主義高度發達的中國才有可能推行這種政策。
而這種政策的推行，就使得中國不可能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
單從經濟結構看，16世紀的明代就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其時，手工業已經相當發達，中國制造的產品在世界各地廣受歡迎，中國東南沿海的商人也私自造船出海貿易。
但明朝的法律嚴禁民間海外貿易，違者處以極刑，由此出現了私人武裝保護下的海外貿易活動，由于官方的嚴禁和緝捕，這種貿易活動大多數最終淪為海寇。
朝廷對海外貿易的扼殺，使原始的手工業生產向商品生產發展的趨勢不斷被抑制。
明代末年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小農經濟被破壞，大量農民失去土地而淪為流民。
但是，由于對外貿易被嚴禁，城市手工業不需要生產更多的產品，吸納不了眾多的流民。
這些農民沒有成為潛在的自由勞動者，反而成為推翻王朝的“流寇”。
滿清建國之初，甚至出現了向傳統經濟的倒退，例如重征商稅，奉行海禁政策，限制民間自由開礦等。
明后期李贄、王夫之和泰州學派的那一點微弱的啟蒙思想也被完全壓抑，與此對應的反而是經濟的發展，和一個富足強大勝過了前朝的“康乾盛世”。
在清朝的前120年中，中國四倍于歐洲的經濟增長。
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的經濟規模在世界六大經濟區中最大，而且增長速度也是第一。
很顯然，這不是由于清朝的“資本主義”得到了大發展，而是中國自身的傳統經濟模式在起作用。
現代資本主義并非一個經濟模式或商業行為，而是一種思想、一項制度。
如布羅代爾所言：“資本主義之成功端在它與國家互為一體，它本身即成為國家。”
就文化基礎而言，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是建立在強調個人救贖的基督教倫理基礎之上的。
所以，韋伯說：“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來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
而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出發點乃是貿易自由，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各種不同產物，結成一個共同的資源，各個人都可以這個資源隨意購取自己需要的別人生產的物品。”
這種商業上的自由與西方社會所倡導的主權在民，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觀念和制度同樣不可分割。
因為沒有一個尊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社會作保障，很難有自由的經濟。
在君權至上，意識形態高度統一，社會等級森嚴，思想管制嚴密的中國皇權社會，根本不會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土壤并產生現代資本主義。
在一個歷來重農輕商，重生產輕分配，重傳統輕創造這樣的傳統農業社會里，即便曾經出現過大規模商業和貿易，經濟也表現不俗，由于缺乏自由公平思想觀念和法律體制支持的傳統終究孕育不出近代工業。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未在中國出現，根本原因就是集權**。
韋爵爺搞出來的資本主義制度，只能在韋爵爺完全控制的區域獨立生存，碰到大明體制就得變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