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為了確保自身掌控的皇權，當然就要把政府的人事權與生殺大權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皇帝是傀儡或者不能行使皇權，也會有人出來代行皇權，而很難另搞出一套制度來。
這一點除了東晉的門閥政治期，總體上是談不上有什么變化的，而在王朝內部，往往因為某些皇帝更強，顯得他個人的皇權更強些。
而中國歷史上所謂君主**的長期加強趨勢，其實不妨理解成皇帝對行政事務的直接介入在制度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那些曾被視為保障皇權的必要措施，如兩漢的外戚輔政，中古很流行的太子聽政。
雖然事實上嫡長繼承制還發揮影響，但太子這個政治角色卻被盡量弱化了，乃至宰相制度等，逐漸在政治舞臺上消隱了。
這恐怕不只是因為它們對守成期的政治結構穩定其實有礙，還因為它們在行政上也是可以被“優化”掉的。
在吸取前代經驗教訓之后，清代便成功實施了一段相當高效的君主**，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對兩三億人民實施了直接統治。
經常有人把清代的君主**歸結于滿洲的“民族性”，其實說是異族統治需要加強行政效率則可，說是本身民族性。
努爾哈赤兩次立儲失敗以后，晚年留下的可是一套四和碩貝勒輪值聽政、八和碩貝勒分掌各旗、共同議政的貴族共和制。
可惜代善一系私心太重，否則愛新共和國就要屹立于17世紀前期的東方，與聯省共和國東西輝映了。
如果要解釋一下這種徹底的君主**的話，那就是在平穩發展的年代，在成熟的官僚系統與法律法規的幫助下，并不需要什么“命世大才”才能擔任行政首腦。
只要皇帝肯下功夫熟悉政務就好了。
**君主的角色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勝任的。
后世的學者經常以宋代的皇帝來說明“君主**說”之不確，然而舉例時往往挑出那幾位不是中風就是精神疾病的皇帝來，要是他們生病的時候還能扮演好**君主，那就見鬼了。
明代其實也一樣，因為廢除了宰相，皇帝自身便成了行政首腦，必須日理萬機，不能像前元那些酒蒙子大汗一樣委政中書省。
而內閣的任務，是從旁“輔理”，一般而言并不負什么行政責任。
如果一個宰相被懷疑整天偷懶，難道會沒有人明里暗里地批評他。
前代官員可以私下向作為行政首腦的宰相反映意見，現在作為行政首腦的皇帝既不能下臺，也不能寫私信，明代官員以奏疏形式向他反應意見，再正常不過。
何況有些皇帝的確對決策工作完成的本就不是很好。
明中后期皇帝，除了毅宗之外，都只是把早朝變成了一種純粹的禮儀場合，不大講話，舉行經筵的話會見幾個翰林，平時最多再召見幾個親信重臣，一般官員沒有宋代“輪對”、“陛辭”那樣的機會面見皇帝，所以也只能設法在奏疏的文本里表達意見。
有的人走的就是聳人聽聞的路線，所以看上去會很“激烈”，其實可以理解為一種標題黨式的吸睛手段。
這不只是言官求名問題，也是溝通不暢的體制問題，沒有辦法~講句公道話，其實把某些行政系統內的正常現象優先放在權力斗爭的框架里，將其視為“制衡”并大書特書。
這是一個政治價值的問題，“分權制衡好，君主**壞”。
至于這種價值判斷又是怎么來的。
作為一個明代的普通佃農，十個老爺還是五百個老爺決策如何統治，對于他們來說，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差別不大。
長遠來看也未必能玩出什么花樣，畢竟中國最根本的一個問題是高水平戰爭打得太少，對軍事技術發展及金融業的刺激不足，可要是打得多了，作為討論基點的今日之中國也未必存在了。
只能說，就華夏的歷史來談華夏歷史，則君主以權術施行獨裁、國勢“豐亨豫大”、對外積極開疆拓土、對內不斷深化改革的宋徽宗朝，正是千年來一種長期趨勢的先兆。
到了天啟皇帝朱由校手里，這種趨勢隱隱約約有走向巔峰的趨勢，皇權太大了，只要皇帝不亂用人，光用幾個太監就能保證帝國不出大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