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天啟皇帝對袁崇煥這份奏疏的批復詳細摘錄是：“得旨：向以防守方殷，故著從容議行。但向后作何給授，使軍民不相妨？作何分撥，使農戰不偏廢？作何演練，使農隙皆兵？作何更番，使營伍皆農？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馬？作何收保，不致資盜糧？一切事宜，該撫悉心區處具奏。這本內說，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諸臣諸不樂聞。以朕計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戰必能勝，勝無輕談也。蹈實而做，需時而動。正也，奇在其中矣。該撫饒為之，亦善為之。”
這里天啟皇帝對袁崇煥的大話以及給魏忠賢拍馬言辭沒有絲毫順應，相反針對他的大話吹牛，接連發出了六個排比質問。
這一連串極為具體的質問，把袁崇煥的牛皮戳的體無完膚。
而且最后更是明確告誡袁說：“以朕計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戰必能勝，勝無輕談也。”要他還是老老實實做好實事再說，少來這些大言不慚的把戲。
這份批復只能是出自于天啟皇帝自己的手筆，那些閣臣誰敢在一份對魏忠賢諂諛獻媚，歌功頌德，報告形勢大好的奏疏的批復中，對魏忠賢只字不提，反而大潑冷水？
而魏忠賢對一份邊臣，領兵官員給自己拍馬奉承示好的奏疏，只會趁熱打鐵，籠絡唯恐不及。又怎么會如此不解風情的澆冷水，言辭訓斥。
只有天啟皇帝自己，才會給出這樣的批復。
而這個時候的天啟也不過才21歲而已，嘴巴上的毛都還沒有長齊。
說明天啟皇帝朱由校的思維周密程度，頭腦清醒冷靜，都已經遠在中年人的袁崇煥之上了。
天啟四年的時候，毛文龍的一份塘報里提醒政府，自己接到情報后金和蒙古人勾結，有繞道薊鎮攻入關內的圖謀，需要嚴加提防。
《明熹宗寶訓》卷四一段，天啟皇帝給內閣的訓示，恰好就是天啟皇帝對毛文龍塘報的反應，顯示出他對毛文龍情報的高度重視：“上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塘報，準平遼總兵官毛文龍揭前事。為屢獲活夷，斬首級，得獲韃馬夷器等件。雖功微小，實挫賊鋒。其復遼之基，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悅。外呈稱奴酋與親信奸人李茂隆等，晝夜商議，欲以賄買西虜，更換旗幟，借路潘家口等處，進攻謀逆。朕思奴酋所謀，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長驅，為害非淺，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示兵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輔，總督鎮巡，當詳計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籌度周全，務保無虞。其沿途各路，并東征將士，俱要仔細防御，謹慎備嘗。及各隘口守把將官，都要晝夜不時防守。還仔細盤詰進貢出入進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戶工二部，并專督遼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乏器真情，并撥船及應用器械，一并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誤軍機，責有所歸。特諭。”
而當時天啟皇帝的老師孫承宗的反應卻是很麻木遲鈍：“奴狡而計穩，必不出此。又恐關城謂虜由他道，便可緩防，以為聲東擊西之計。舉世不言復遼，獨我皇上自為社稷遠計，不忍高皇帝百戰土宇，頓壞于逆賊。舉世要省兵、省餉，而皇上特敕接濟文龍，此恢復之大機也。”
兩相對照之下，顯然天啟皇帝的見識比起他的老師孫承宗要更高明一些。
從天啟二年以后，后金不但不能再前進半步，反而不斷退縮，并非偶然，更不是什么天啟皇帝運氣好。
天啟皇帝朱由校重用魏忠賢打擊東林黨的原因也不是亂來的。
至于從天啟四年之后，熹宗重用魏忠賢對東林黨人進行嚴厲打擊，這個恐怕不能完全說成是受魏忠賢操縱愚弄的結果。
一定程度上天啟面臨和他的爺爺萬歷皇帝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大量以正人君子自命的文官，成天在那里慷慨激昂的吵架，這樣下去的話，國家的行政效率會越來越低下，以及人事牽掣造成的內耗確實太大了。
天啟確實也頭疼的很。
天啟二年二月的時候，明熹宗實錄里有這樣的記錄：“上諭吏部都察院：朕覽科道官，屢疏紛囂，全無正論。遼左繼陷，皆因經撫不和，以致官民涂炭。朕深切驚憂，昨張鶴嗚慷慨自請視師，具見忠義為國。江秉謙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今又結黨瀆奏，各逞已見。不恤國家之急，臣誼何在？爾部院便傳與大小各官，以后務要虛心，協力共圖宗社大計。將當行事，務著實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亂言，溷淆是非的，決不姑息。”
當時遼東剛剛潰敗，全遼喪失，而那些言官們還在不停的爭吵，十六歲的天啟皇帝實在是不堪其擾，只能訓斥他們別再吵了，現在國事都危急到如此關頭，你們還要這樣爭吵不休，究竟是在干什么。
過了兩個月，事情還是沒有好轉，那些官員還是成天說空話，噴口水，扣帽子，亂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