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第一點來看，福建本地商民在開海中是受益極大的一方，眾所周知福建多鹽堿地，很難依靠種植糧食致富，土地貧瘠決定了這方土地不會太過富有，但是開海之后對外貿易利潤能達到十倍之多，于是福建本土百姓紛紛出海，哪怕是船引限制，也抵擋不住私人出海的野心。
大家前赴后繼沖向致富的大海，不懼波濤生死，發家致富者不在少數，月港甚至因此被譽為“小蘇杭”。
于是，饒心計者，視波濤為阡陌，倚帆墻為秣稆。蓋富家以財，貧人以軀，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樂輕生，鼓枻相續，亦既習慣，謂生涯無逾此耳。方其風回帆轉，寶賄填舟，家家賽神，鐘鼓響答。東北巨賈，競鶩爭馳。以舶主上中之產，轉盼逢辰容致巨萬。若微遭傾覆，破產隨之，亦循環之數也，成弘之際，稱“小蘇杭”者非月港乎。
對于來華貿易的洋人來說，大明的開海無疑是一個利好消息，大明有著廣闊的領土和數量龐大的人民，貿易需求很大，這也給了來華洋人發家致富的機會，每年少說幾十萬錢財的交易量吸引了不少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荷蘭人前來要求通商。
穆廟時除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賈，熙熙水國，跨艅艎，分市東西路。其捆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并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然則澄之舶政，豈非巡經國阜財，固強邊之最便者哉！
當然了，也有洋人受到開海利潤的誘惑打算通過非法手段強行滯留福建海面與大明百姓商貿，這就是荷蘭人。
萬歷二十九年荷蘭人來到廣東海面希望能夠通商，被廣東地方政府拒絕了，于是萬歷三十二年荷蘭人又到了福建海面，通過海商潘秀，郭震二人向大明政府請求滯留澎湖列島與大明通商，再次遭到拒絕，但已經嘗到貿易甜頭的荷蘭人打定主意不走了。
于是時任福建巡撫徐學聚上奏《初報紅毛番疏》，詳細解釋了為何荷蘭人不能滯留澎湖的緣由。
海澄彈丸而能設關以稅者，以商航必發軔于斯，可按而稽也。若番船泊彭湖，距東番、小琉球不遠；二千里之海濱、二千里之輕艘，無一人一處不可自斎貨以往，何河能勾攝之。漁船小艇，亡命之徒，刀鐵硝黃，違禁之物，何所不售。洋船可不遣，海防可不設，而海澄無事關矣。
簡單來說就是海澄進出的商船都有登記，可以憑此征稅，然而澎湖這里距陸地不遠，可以長期停留，假如在這里聚集形成一個黑市，那么國家海關稅收從哪里來？
而且假如這些海船走私違禁物品出海銷售，亡命之徒們在這里購買違禁物品進行犯罪，又怎么辦？
這樣的后果就是洋船不再前來商貿，國家海防等于沒有設置，海澄也就不能成為一個海關了，沒有大明海關的事了。
所以為了清除掉在沿海取代倭寇肆虐的荷蘭人，大明也是頗費了一番功夫。
對于大明政府來說，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財富的增加，每年多出來了接近三萬兩的額外收入，其次就是從日本以及美洲流入的大量白銀，使得白銀逐漸成為了主流貨幣且完全貨幣化。
嘉靖初年對于白銀的大量需求促進了日本銀礦的大開發，而萬歷二年西班牙人占據馬尼拉后大量開采美洲白銀流入中國，對于這一階段的大明財政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一點就是商人地位的逐漸崛起，以上述稅監高寀為例，他來到福建后代表的是皇帝在此征收賦稅，哪怕是橫征暴斂，拖欠錢財，作為士農工商里最低等級的商人哪里敢和天子使者叫板。
當然了，那是以前的商人，開海之后這些商人在不能忍受欺壓的情況下，直接前往官署要求高寀還錢，雖然這件事因為高寀直接派人鎮壓毆打商人，燒毀民居，劫持福建都御史袁一驥的無恥行為下作罷。
但是大量商人敢于直面官府申討公道，足以說明商人地位的崛起。
明朝其實始終都有官方壟斷貿易，但民間是不能下海的，其他國家想與中國貿易必須稱臣以后進行勘合貿易。
而隆慶開關就是在南方的幾個部分地區允許民間交易。
由于民間開始可以安全的和外國做買賣，自然明朝的商業開始飛漲。
再加上明朝商業稅比較低，經濟發展很好出現了一種詭異的“資本主義萌芽”。
明朝并沒有形成資本主義，明朝離資本主義還差的遠。
下至民間上至國家都沒有那種意識，如果偏要說資本主義萌芽那也就江南部分地區，而且最打臉的是清朝的乾隆時期也出現過“詭異的資本主義萌芽”。
乾隆年間的資本主義萌芽規模甚至規模比明朝更大，但是相比政治環境乾隆中后時期比萬歷更差。
即使乾隆時期商業更發達，由于政治更加**，相比萬歷時期從上倒下幾乎都忙于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