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增餉”是專門針對從馬尼拉回航，商船沒有攜帶貨物而只帶回白銀所征收的特別稅。
督餉館所征白銀銀兩，開始每年在兩萬兩左右，后來接近三萬兩，漳州督餉館也被時人稱為“天子之南庫”。
而對于海商從馬尼拉帶回月港的西班牙銀元，漳州人周起元說，“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
晚明從月港流入中國的白銀，十六世紀七十年代年均約28.5萬兩，八十年代年均約88.9萬兩，到1600年以后年均達到100萬兩的規模，從而為明代貨幣白銀化提供了重要條件。
伴隨著白銀的大量流入，中國的生絲及紡織品、陶瓷器、漆器等工藝品、礦產品及金屬制品、水產品、農產品等商品也源源不斷地輸送至東南亞各港口。
以生絲及絲織品為例，明清之際的顧炎武曾記載，海商販運湖絲，太湖流域生絲及絲織品至東南亞，獲利一倍。
中國海商輸往菲律賓群島的絲貨價值，1600年前后每年在103萬兩左右，1630年達到135萬兩左右。
而運往菲島的中國絲織品，除了小部分在當地消費外，大部分又通過西班牙人的大帆船運往拉丁美洲銷售，中國絲貨價格只及西班牙同類產品的三分之一。
在墨西哥等地，十七世紀三十年代就有一萬四千人專門利用中國生絲進行加工制造；在拉丁美洲很多地方，中國絲綢不僅成為一些市民的服裝衣料，而且還成為教堂的裝飾品。
明末商品物美價廉，因而多成為東南亞市場和歐美市場的搶手貨。
與此同時，明末的海外市場需求也直接刺激了江、浙、閩、粵、贛等地區的絲織業、棉織業、染織業、制瓷業、鐵器業、制糖業等行業的發展。
市鎮經濟興起，商品地域特色突出，湖絲、松江棉布、景德鎮以及德化瓷器、佛山鐵器等，皆聞名于國內外市場；贛南山區甚至因為食糖大量出口而廣泛種植甘蔗。
此舉也對中國的農業發展產生了影響。
明末海商從菲律賓引進的拉丁美洲作物，包括玉米、番薯、馬鈴薯、煙草、花生、辣椒、番茄等，不僅對我國糧食生產和人口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而且還豐富了飲食風味。
而且隆慶開海也為外來的新思想和新技術的引入帶來了便利。
所謂“隆慶開海”其實只是順水推舟的將名存實亡的“海禁”掃入歷史的垃圾堆而已，本質上是順應自由貿易的時代潮流，任何一個正常的朝代都會做。
所以本質上并不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政治舉措，僅僅只是回歸正常的罷了。
涂澤民于隆慶元年申請開海禁，允許海商前往東西二洋貿易的要求，但是并沒有說到朝廷何時批準這一申請的。
包括后來的萬歷年間福建巡撫許孚遠在《疏通海禁疏》中也只提到涂澤民于隆慶初年提出開海一事，也沒有說朝廷具體何時批準的這一申請。
于是隆慶初年，前任撫臣涂澤民，用鑒前轍，為因勢利導之舉，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為公販，議止通東西洋，不得往日本倭國，亦禁不得以硝黃銅鐵違禁之物，夾帶出海，奉旨允行，幾三十載，幸大盜不作而海宇宴如。
“隆慶開海”的地點，大多數人可能潛意識里就以為海澄縣的月港就是首選地點，其實并不是，當時考慮的首選地點是詔安縣的梅嶺，但是因為土匪盜賊太多，阻礙道路交通，無可奈何之下才選擇了月港地區。
從一開始的3000兩白銀，到后來幾乎每年能給大明提供接近三萬兩的稅收，收入十分可觀，至于萬歷四十三年為何從29000多兩降低到了23400多兩，主要是因為萬歷派出稅監高寀入閩橫征暴斂，接受荷蘭人的賄賂密謀出賣澎湖列島，通倭外加拖欠大量商民財產還火燒一批民房鎮壓百姓合理訴求。
福建全省官民多次投訴，終于引起萬歷重視，于萬歷四十一年撤掉了高寀，并且為了安慰民心，下詔減免了三分之一的關稅，并且后續四十三年又下詔減免。
萬歷四十一年，上采諸臣議，撤案珰還，詔減關稅三分之一，漳稅應減萬一千七百。當事悉罷五關雜稅，獨以洋商羅大海之重利。即不減猶可支持，僅三千六百八十八兩，然不可謂非圣世洪洞之恩也。
萬歷四十三年，恩詔量減各處稅銀。漳州府議東西二洋稅額二萬七千八十七兩六錢三分三厘，今應減銀三千六百八十七兩六錢三分三厘，尚應征銀二萬三千四百兩。
隆慶開海影響的方面具體可以分為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是對福建本地商民的影響；第二是對來華貿易的洋人的影響；第三是對大明政府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