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立極則看的比較開，“我覺得沒什么。”
閹黨的確是很看得開的。
自從融入了這個時代之后，韋寶能看到，能想到很多以前看不到，也想不到的事情。
楊漣所上的《二十四罪疏》后，由魏廣微票擬的圣旨，奉圣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夜兢兢，謹守我祖宗成憲，惟恐失墜，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行一二，這本卻將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盡從旁落。
至于中宮貴妃并妃事情，宮壼嚴密，況無指寔，外庭何以透知。
內言毒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憑臆猜忖，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
楊漣被論回籍，超擢今官，自當盡聀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款窮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分擾，姑不問。
以后大小各官務要恪守聀業，不得隨聲附和，有抗違不遵的，國法憲典具存，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實際上，此類把鍋往自己身上引，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圣旨，熹宗也不是第一此搞。
如天啟元年十月，劉宗周彈劾魏忠賢時，天啟就說：朕自登極以來，遵守祖宗法度，講學勤政，并無宴游等事。
劉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從輕罰俸半年，以后堂上官還著督率司屬各修職業，毋淂沽名奏擾。
天啟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周宗建彈劾魏忠賢，熹宗回復：言官互相攻訐，騁辯求勝，何得無端牽引。章允儒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官并推典閣臣，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著周宗建從實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天啟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周宗建奉旨回話之后，熹宗又批周宗建奉旨回話，自當明白確奏。乃尚牽連揣度，委于風聞，好生恣臆沽直，姑從輕罰俸三個月，該部知道。除去劉宗周、周宗建因與楊漣彈劾得程度及內容有所區別，而導致得圣旨指責輕重、內容不同外，大體都是不差的。
從中也可以看出，僅僅只是二十四罪疏，根本無法導致天啟四年下半年的政局顛倒，其本質原因還是東林內訌和魏廣微、崔呈秀等人的依附，這當然也遠遠談不上所謂的下大棋，還是熹宗寵信的近侍結交大臣進行政治斗爭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而且即便是如此，魏公公本人對東林的態度，都不是不死不休的。
時為魏忠賢主筆者數人，世傳趙鳴陽而不知有毛昂霄也。
毛為汶上舉人，而郭萬程曾受業其門，當楊左之逮也，郭私為營救于內，忠賢意亦將釋，而傅應星、毛昂霄力沮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語，故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懼禍潛逃。
從中就可以看出了，真正想要東林諸公命的，不一定是魏忠賢本人，而是積極為其籌劃的，天啟初年被東林排擠，或者和東林反目成仇以及投東林而不被接納的那批人，借楊漣《二十四罪疏》這個茬開罪魏忠賢，而魏忠賢交結東林又被拒，只能依靠其他外廷之人之力，驅逐東林。
而這批人則出主意，必定要弄死東林，自己才好上位，內外勾結，才會有東林黨禍。所謂的初，忠賢積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于三案及京察、封疆無預也。群小欲籍忠賢力為報復地，驅除異己，遂籍此數事一網羅之，清流之禍，此為烈矣。
把熹宗重用魏公公套上陰謀論，很符合明粉們所謂的如果不是崇禎即位，換個人上，明朝都不會亡這種奇談怪論，而這種奇談怪論發明的背后則是明粉們對清王朝的不屑，以及對漢族最后一個大一統王朝覆滅的惋惜，但他們通過各種奇談怪論，發明歷史，各種打著陰謀論、人性分析來占據輿論，顯然是犯眾怒的。
如果有一天明粉發現，天啟的法子崇禎都用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怎么辦？
崇禎就是不懂政治平衡，就是廢除廠衛，就是不收商稅，就是不用太監，就是十七年年年眾正盈朝。
宣府年例銀每年天啟六年發8000兩，七年發120000兩，拖欠大同年例銀每年450630兩，天啟六年發88兩，七年發137400兩，拖欠752372兩。
山西年例銀每年206300兩，天啟六年發29000兩，七年發74000兩，拖欠309600兩。
延綏年例銀每年433739兩，天啟六年發62470兩，七年發173144兩，拖欠631864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