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夏年例銀每年133795兩，天啟六年發32072兩，七年發99629兩，拖欠135889兩。
甘肅年例每年197588兩，天啟六年發42291兩，天啟七年發86036兩，拖欠266849兩固原、下馬關年例188191兩，天啟六年發105195兩，七年發70089兩，拖欠201098兩。
薊州年例銀每年426871兩，天啟六年發244976兩，七年發157247兩，拖欠451519兩。
密云年例每年365391兩，天啟六年發169258兩，七年發151000兩，拖欠410524兩。
永平年例每年289866兩，天啟六年發91693兩，七年發105000兩，拖欠383039兩昌平年例每年140232兩，天啟六年發115681兩，七年發53000兩，拖欠111783兩。
易州年例每年146595兩，天啟六年發65996兩，七年發46269兩，拖欠180925兩。
天啟七年七月丙戌，巡撫山西牟志夔題：沖邊缺餉難支，乞發京運以保危疆。
得旨：覽奏，三關京運累年缺額數多，即天啟六、七兩年欠軍餉多月，而西路撫賞尤為無措，饑軍待哺，邊儲仰屋，將何以濟。著該即將六、七兩年春、夏二年原題京運欠數速行措發，以稱廠臣竭慮籌邊抒畫恤軍之意。
天啟七年八月丁巳，陜西巡撫胡廷宴疏言：臨鞏邊餉缺至五、六年，數至二十余萬。靖鹵邊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鎮京運自萬歷四十七年至天啟六年，共欠銀十五萬九千余兩。各軍始猶典衣賣箭，今則鬻子出妻。始猶沿街乞食，今則離伍潛外。始猶沙中偶語，今則公然噪喊矣。乞將前欠銀兩速發，以奠危疆，報聞。
天啟七年十月丙申，甘肅巡撫張三杰疏言：平鎮二千里長邊，處處臨外。以京運言之，節年累欠至七十余萬，天啟六年年例尚該銀一十五萬余兩，西安等處欠銀自天啟元年至今共欠八十余萬兩。西兵利于馬戰，而庫如懸罄，乞借給十萬金以濟。旨令帶運欠數著戶部上緊撥發，民運欠數行撫按查催，勒限完解，馬價銀兩并與確核。天啟七年七月壬午鎮守宣大太監葛九思題：宣鎮缺糧數月，乞亟催二運，以杜脫巾。
得旨：覽奏，宣鎮戍軍待哺數月，向賴廠臣指縱節發京運以救湏臾。今京、民二運積欠二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饑軍將何接濟？著該部將京運不拘何項，先行湊發，以濟然眉。其民欠著該鎮撫、按速咨該省直撫、按嚴立考成，以完欠數目定大計，黜陟務守催額欠前解該部，都如議速覆行。
崇禎元年三月壬午，三邊總督史永安會同巡撫延綏岳和聲、巡按李應公合疏言：延餉積欠相因，自天啟元年以前至天啟七年共欠一百五十余萬，致使各路軍餉積欠至二十七個月。千里荒沙，數萬饑兵食不果腹，衣不覆體，盈庭騰訴，麾之不去。間有脫衣鞋而易一飽者，有持器具貿半菽者，有馬無芻牧而閉戶自經者，有餓難忍耐而剪發鬻市者，枵腹之怨久釀，脫巾之変立生，此延鎮缺餉之難也。
因臣部匱乏，或缺餉五、六個月，或至三十個月，豈不是二年半！
上問：三十個月是哪里？
臣對：是延綏。
東林有兩大淵源，一是地方書院講學，二是萬歷中期朝廷斗爭中反首輔的官員，特別是吏部官員。
要說階級代表性，那和諸多其它官僚派系的代表性沒啥區別，地主階級、商人而已，帶不了一個“大”字。
另外還要考慮它的地域性問題。
其實萬歷時期的各地官員形成的政治派系多了去了。
常有人說東林“代表江南”，然而東林黨的大本營在常州，一邊有統合蘇州人的昆山黨，一邊有浙黨，皖南還有個宣城黨。
可謂四面環敵。
談遷《棗林雜俎》：萬歷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而常鎮人附之。有昆山之黨，則顧天峻及湘潭李勝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有宣城之黨，則湯賓尹，而寧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標；有關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
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陜合。馮、鄒又講學相善，又江右山陜合也。經濟史上所謂的江南指的是明代南直隸的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等五府、太倉州與浙江的嘉興、杭州、湖州等三府，統共八府一州之地。顯然東林連狹義的經濟江南都“代表”不了，更別說代表全國的地主階級了。再來看一個具體例子。
繆昌期《自序》：朱烏程久棄鄕曲，輸肝吾黨。朱國楨一個浙西湖州人，來參加東林都被常州府江陰縣人繆昌期說成是“久棄鄉曲”背叛家鄉，可見真東林所出的地域范圍是很狹窄的。當然，東林初起時又有以講學會友的一面，所以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超越地域性的。那么除了常州一帶之外，出身其它地方的那些往往被稱為“東林”的官員又是什么來頭。
文秉《先撥志始》：蓋門戶之局，胎兆於婁東，派岐於四明，釁開於淮撫，而究以國本為歸宿。其為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也。其為四明者，則操戈東林者也。外此，則秦、晉、齊、楚、西江稱強，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左右分袒，元黃互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秦人、晉人、江西人是東林的傳統盟友，不過也只是“外此”的盟友而已。齊人經常聯合浙人，與楚人并稱三黨，但楚人也曾經與東林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