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明代內閣權力的變化，以及由此引發的與六部之首吏部的權力斗爭，就不能認識到萬歷二十一年的政治斗爭實際上是“閣部之爭”的體現。
也就無法理解顧憲成與他的同僚們為何前仆后繼地一再與內閣作對，只能解釋為顧憲成這個“幕后黑手”操縱他的上司。
不了解內閣與科道利用與反利用的博弈，就不會明白為什么會有“閣臣與言路遂成水火”的局面。
只能把言官視為一群瘋子或表演型人格障礙患者。
不了解吏部各司的職掌和內閣閣臣的具體流程，就不能理解五品郎中何以能夠與皇帝過招。
只能歸結為深不可測的能量。
不了解京察制度的諸多成例和閣臣“徇庇以撓察典”的泛濫，就不會理解京察制度的崩壞和淪為戰場。
只能把圍繞京察的斗爭視為公報私仇、黨同伐異。
不了解嫡長子繼承制對古代王朝政治穩定的重大作用和時人觀念對此的重視，就會把立太子視為“皇帝家事”。
而把“爭國本”視為爭權奪利的幌子，甚至對皇帝報以同情。
不了解東林書院的規章制度，就會把講學理解為“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把書院想象成一個**勢力的基地，甚至腦補出“號令周邊各縣”的場景。
不了解東林學派在學術史上的地位，不了解東林學派“經世致用”的主張，就會把東林書院的影響力歸結為鄉黨勢力和朝廷重臣的支持，把東林黨人想象為只會嘴炮。
甚至把“袖手談心性”這種東林學派帶頭批判視為東林黨的流毒。
后世的人基本未脫出“東林黨爭誤國”的論調，對東林黨人的氣節還是承認的。
東林一黨，站在道德高處看的話，往往持有二元論，非黑即白。
“與東林忤者，眾目之為邪黨”。
如浙、楚、齊黨不少官員，與東林政見不同，就被列入邪黨。
東林以京查為方式，將非東林政治主見者一概斥為邪，直接迫使了反對東林主張的官員抱團取暖。
方東林勢盛，羅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異者，詬誶隨之矣。攻東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為重，于是中立者類不免小人之玷。及至魏忠賢坐大，反東林者紛紛投靠其。
最后成了所謂“閹黨”與東林黨爭朝政的格局。
說起來，被東林早期打入邪黨，后來崇禎朝平反東林又列入閹黨的，一些人確實有能力且為官不算差。
例如與齊黨黨魁之一的禮部給事中亓詩教，被**星斥為兇邪，**星在天啟三年京察中將亓等浙、齊黨四人彈劾，吏都給事中魏應嘉為此提出異議，不同意對這四人處理。
但**星卻堅持已見，并著文《四兇論》，把亓詩教等人比作上古堯舜禹時期的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四兇，主張除惡務盡。
最終四人以素行不端為由撤職。
然查亓詩教之事，其并非大惡之人，反而是有能力，品行端正之官。
在淮安府出任，頗有政聲。
天啟年巡撫河南等處地方，并提督軍務，兼理河道，政績也頗為可見。
萬歷三十五年，萬歷敕命曰：“直隸淮安府推官亓詩教，志行端純，才遒朗練，自搶廷獻。再理邦刑，而爾能察麗，求中緣，經輔律敬，慎重一成之。”
“明萬歷四十三年，東省大饑。次年正月，人相食。亓詩教特疏請賑，得發帑幣二十三萬兩，全活甚眾。東人感德，為立生祠于萊西郊外”
萬歷四十三年，萬歷也下敕令給元詩教之父親，贊賞其教子有方，其中曰：子之能仕，豈獨父訓哉！亦有以母而成父之志。及成而不獲食子之報，其情良可念矣。而增孺人程氏，乃禮科給事中亓詩教之母，婦德孝恭，母儀圣善。丁年挽鹿，備賞井臼之勞；丙夜和熊，克贊詩書之業。
亓詩教又對朝廷在山東推行的糧食征購政策以及存在的弊端，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并用停征、改折、抵平、留人四種方法，調整山東糧食征購政策和稅收方面存在的問題，解救了山東百姓，特別是青州一帶的叛亂，饑民免遭生靈涂炭。
為了感激亓詩教對山東百姓所做出的巨大貢獻，萊蕪、青州兩地百姓在萊城城西為亓詩教修建了生祠，以表達兩地對他的愛戴之情。
其中萊城一坐生祠有一首詩贊美元的功績：“觥觥靜初祖，獨立萬仞巔。河南開府臨，孤月當空懸。清風攜兩袖，大任克負間。當其立朝日，風霜肅班聯。每有所論列，毅然一身先。其時東省饑，青州獨尤焉。洋洋數千言，至誠乃格天。億萬萬生靈，頃刻獲安全。公德系人思，功業垂史篇。”
在天啟三年被東林當成四兇驅逐，天啟五年東林倒臺又重新上位，升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并申請外放遠離黨爭之地。
然而崇禎初年，閹黨倒臺，遍索閹黨余孽，亓詩教以依附閹黨馮詮等人論罪，最終罪及次一等，贖徒為民。
站在皇帝的角度看魏忠賢，魏忠賢是忠臣能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