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戶區的改造，不僅在漢東新區是棘手的難事，放在全國來看也都是各地城市建設中的難題，也是全球城市發展中都要突破的一個難點。
而城市的發展，必然會產生兩大效應：
一是人口的聚集和增多。城市的多種產業可以帶來大量就業機會，完善的設施配套可以提供更好的教育與生活條件，這兩點使得城市在與鄉村的競爭中具備極大的優勢，不斷有大量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他們在追求更好生活的同時，也滿足了城市各個系統所需的勞動力。
二是可使用土地的減少。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多，城市各類設施不斷建設，必然會造成城市可使用土地的減少，這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土地的建設是因為城市發展的結果，也是城市吸引力和實力的體現；另一方面，城市可使用土地的減少又會造成城市房價的上漲，以及各類商品服務的漲價，各方面的壓力都會增大城市定居的難度，很多無力承擔但又不愿意降低生活水準的人，只能放棄城市，遷移到更小的城市，或者返回鄉村。
而更多的人，選擇了留在城市，忍受城市的不斷增長的居住壓力，代價是大幅降低自己的生活水準，而能夠提供這種低廉居住水準的環境，也只有那些在城市發展過程中被遺忘的盲腸。
這就是棚戶區能夠存在的根源。
每一個城市在起步階段，都會迎來大量的外來人口涌入，這些外來人口依附在城市邊緣，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搭蓋了簡陋的房子，開始定居和生活。
隨著經濟的發展，有些家庭通過自己的努力也好，通過運氣也好，先后搬離了這個社區，但更多的人一直停留在原地，就跟他們的父輩一般。
而城市卻在不斷發展壯大中，而且發展的速度遠遠大于這些人的階層提升速度，城市的發展總是先朝簡便廉價的空地而去，那些簡陋的房子很快就被新的大樓和設施所包圍住。
由于城市可使用土地的總量有限，當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當那些簡便廉價的空地已經用完時，開發者們回過頭來，只能瞄準那些在發展中被圍起來的棚戶區。
這時候，那段被遺忘的盲腸的價值就體現出來了。
但是，要讓這段盲腸發揮價值，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雖然國家實行的是土地國有制，但這些棚戶區里的居民長期居住于此地，基本都擁有自有房產的產權，要對這里的土地進行重新開發，必須依據法律征收并拆遷。
要征收拆遷，就必須補償或者重新安置這些居民，而這些工作都不是光靠政府的努力就能做得到。
一切都要錢。
“錢從何來？”
高維誠給任平生算了一筆經濟賬，國博園所在的棚戶區拆遷涉及人口20萬戶，按照“拆一補一”的標準進行重新安置，需要建設戶均面積在50平方以上的房子1000萬平方米，按照漢海市當前住宅建設的平均造價2000元/平方米來測算，至少要投入200億元人民幣才能完成這項工程。
而漢東新區年財政收入才280億多一點，除去三農、教育、衛生、福利等固定支出，能夠用于項目建設的資金只有90個億，而且還有很多項目都要在90億里開支，擠來擠去，能夠用于國博園建設的不到10個億。
雖然國博園的建設，中央和市里頭都有資金支持，但滿打滿算也只有30個億。
相比起200億的預算，那30個億只是杯水車薪，連安征遷所需的啟動資金都不能滿足，談什么建設呢。
面對高維誠疑問的目光，任平生面色如常，平靜道：
“高伯伯，你對'遼陽模式'了解嗎？”
高維誠的雙目凝重了起來，任平生這一句話，好像撥云見日般，一下子給他照亮了方向。
“遼陽模式”是2004年起，遼陽省在工礦棚戶區改造過程中，摸索并獨創出的一套“政府資金引導，市場化多元融資”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