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鶴的衛健委在中午發布了第一次通告。通告中提到，目前全云鶴一共有二十七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患者，其中七例患者病情較重。但通告里也有好消息——有兩名病人情況可控，擬于近期出院。
而同樣是在這份報告中，衛健委第一次明確總結出了患者的兩個主要癥狀——發熱和胸片呈雙肺浸潤性病灶。
由于基層醫院匯報上來的報告中，有相當一部分報告都提及患者患者曾經前往云鶴海鮮市場，因此這個市場目前也被列入了衛生調查和環境處置的對象。
“這個報告啊……還是說的太含蓄。”孫立恩看完了報告之后，一旁的張智甫教授搖頭道，“現在可不是含蓄的時候。”
“含蓄？”孫立恩皺了皺眉頭，在他看來，這個通報算是難得的回應迅速且消息準確了，“哪里含蓄？”
“他們沒有直接回答mNGS的報告問題。”張智甫教授說道，“也就是說，他們還不能確定，這個病毒是不是SARS病毒。”
“我覺得mNGS的報告就已經算是明確診斷了。”孫立恩反問道，“憑這個還不能確診？”
“mNGS的檢測報告，首先需要對比。”張智甫教授搖頭道，“它的報告建立在對基因庫的對比上。這個檢測提示，并不是說這種病毒就是SARS，而是說它和SARS的基因序列高度一致——可一致，并不意味著它就是SARS。張三和李四都是一個鼻子兩個眼睛，那他倆就是同一個人么？”
張教授的說法讓孫立恩自己有點毛骨悚然。如果這不是SARS……那就真的很恐怖了
“現在的問題在于，這不光只是單純的科學問題。”張教授有些發愁道，“科學的嚴謹態度，在行政上不一定見得就合適。如果這次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那還好說。可如果拖成陣地戰，打成殲滅戰甚至運動戰……那這個嚴謹態度怕是就得被當成瞞報咯。”
對于科研人員而言，有一分證據就只能講一分話。這是個非常簡單直接且樸素的道理。任何一個有基本科研素養和道德的科研人員，都不可能因為一分證據，就把話說道九分去。那不叫科研，那叫假想或者胡謅。
可問題在于，疫情本身并不光是一個科研問題。它所涉及的問題太復雜了。除了講證據，同時也得講究方式方法。
衛健委發布的通報內容確實非常嚴謹，沒有證據就是沒有證據。而正面回應普通老百姓最關切的問題，確實也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去做的事情。然而問題就出在這個“負責任”上。除非能夠盡快明確病原體，并且對病原體展開充分徹底的研究，否則今天的報告就很有可能變成以后的“錯誤證明”。
“現在云鶴衛健委和國家衛健委的專家組馬上需要做的，就是通過電鏡等手段明確病原體。”順著張教授的思路，孫立恩想了想說道，“只要明確病原體，并且完成了對病原體的全基因組測序，應該就能判斷這究竟是變異的SARS，還是其他的新出現的冠狀病毒了。”
“這需要時間。”張教授深吸了一口氣，“不能干等他們的消息，我們得把事情做在前面。”
“現在的措施還不夠？”孫立恩這下真的覺著心里有點發毛了。張智甫教授雖然是麻醉科出身，但是應對傳染病的經驗絕對要比十個孫立恩加在一起更加豐富。整個四院里，沒有任何一個人敢于忽視張教授的意見——尤其是對于傳染病的意見。
“是時候發揮一下院校聯合體的作用了。”張教授身體前傾，他看著孫立恩非常認真道，“我們需要更好用的，更高級別的檢測手段——我們至少需要一個能夠馬上派上用途的PCR試劑。”
“這種東西我上哪兒搞去？”孫立恩翻了個白眼，“我又不是多啦A夢，口袋里啥都能掏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