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不冤枉的暫且放到一邊，回了一趟診室后仍然沒有病人上門，孫立恩長嘆一聲，開始整理病例。整理病例這種事情，除了病例室偶爾會催以外，最主要的意義還是體現在學術和保險上。
是的，保險。商業保險的報銷中，病例記錄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社保當然沒有這么多彎彎繞繞，憑借醫生的診斷和開藥，基本就能直接報銷掉。但商業保險就比較麻煩，他們需要各種病例記錄描述，并且還要帶上詳細的醫生診斷證明。
孫立恩手頭上的幾個患者里，對于商業保險賠付壓力最大的，就是楊建強和呂靜安夫婦了。楊建強已經可以離開潔凈病房，進入神經內科普通病房內住院治療了。但他住了二十多天的ICU，而且還是等級最高的潔凈加護病房。潔凈加護病房的價格本來就貴，加上伽馬刀的治療費用，多次核磁共振和CT檢查，甚至還有免疫抑制劑的費用，楊建強還沒出院，治療費用就花出去了上百萬。
這對苦命夫妻雖然有些積蓄，但畢竟百多萬對于任何一個家庭都不是個小數目。兩人購買的疾病保險雖然能夠提前墊付相當一部分治療費用，但后續的賠償必須要有足夠的醫療記錄和證據才能支付。雖然呂靜安還沒來找孫立恩談這個問題，但孫立恩還是決定把事情先做在前面——上百萬的治療費用能早一點被交付到兩人手里，他們的經濟壓力就能小一點。
孫立恩現在能為這對可憐夫妻做的事情，也就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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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建強的病例總結麻煩不光是麻煩在24天的ICU潔凈病房入住上，為他特別采取的治療方案，特殊的免疫抑制方案，這些都是“非常規”的治療內容。而采用非常規治療內容最大的一個麻煩，就是要在回顧和記錄的時候，在病例里附加上一大堆證明和記錄文件。尤其是伽馬刀治療這個部分。
“李委員，我是孫立恩。”孫立恩到現在也沒能拿到倫理管理委員會的相應許可證明，他無奈之下只能選擇直接給管理委員會的主委李萍打電話求助，“我想問一下，之前那個叫楊建強患者的試驗性治療手段的倫理許可下來了沒有？”
“其他的三個委員已經簽字了，但是普內科主任的簽字還沒有到。”李萍在電話里顯得有些無奈，“陶主任這段時間很忙，他現在應該是在日本那邊參加一個學術會議。”
第四中心醫院普內科主任陶謙是當時在電話會議中同意治療的那位委員，由于上交到衛健委的許可上有陶主任的名字，因此在院內的程序上，那份至關重要的證明文件必須要有陶主任的簽名才行。
“之前交給衛健委的簽名，是我們專門讓人坐高鐵過去，趕陶主任在上飛機之前才簽好的。”李萍很無奈的解釋道，“那還是在他去滬市開會，馬上就要去日本之前才搞定的簽名。可就是因為工作人員疏忽，簽名只有一份。”
不用細問也知道，為了讓整個申請能夠“過得去”，唯一一份帶著簽名的文件被上交給了衛健委。當然，這也是必然的事情。如果那份文件原件被用做了其他用途——比如病例整理，那四院可就要遭殃了。電話會議中倫理管理委員會同意了一項風險極高的放射療法，并且沒有及時將帶有委員同意簽字的文件交給衛健委備查。這簡直就是在衛健委的工作人臉上甩飛龍——飛龍騎臉，你還打算有好果子吃？
“我這邊正在搞患者的病例整理。”孫立恩在電話里解釋道，“雖然患者那邊還沒有提出要病例的要求，不過考慮到患者在ICU的潔凈病房里住了二十多天，我覺得他們應該對商業保險報銷有急迫的需求。”
“這個我現在也沒有什么好辦法。”李萍也很無奈，“衛健委那邊需要簽字原本，咱們這里雖然留了影印本，但是我估計……這么大額度的報銷，保險公司那邊可能也需要原件。”
孫立恩和李萍一起陷入了沉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