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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恩喘著粗氣，感覺自己像是已經被浸泡在了汗液里一樣渾身濕溻溻的。
他幫忙給兩個病人翻了身，并且做了三個患者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的主旨是激起他們的求生欲，積極配合醫生治療。而不是拼命掙扎，要求放棄治療。
病人當然可以要求放棄治療，至少正常情況下，患者是有這個權利的。但是在云鶴，他們的這項權利被暫時“擱置”了下來。
治療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的患者，現在不光只是一個醫療問題。它同時還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以及……政治問題。
公共衛生問題決定了能夠離開定點醫院的新型冠狀病毒患者目前只能有兩種情況——要么康復出院，要么……醫治無效死亡。無論如何，醫生們都不可能允許一個帶有烈性傳染病的患者在沒有治愈的情況下放出醫院。
那么如果同意了患者的請求，放棄對他的治療，讓患者在醫院里躺著直到死亡行不行？
這也不成——因為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本身在這個全民參與，全員防疫的階段上已經具有了重大的政治意義。
從SARS時期開始建立起的疫情每日通報系統，如今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戰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面對互聯網上各種神出鬼沒的謠言，國家有關部門每天進行的例行通報和記者會就成為了人民群眾了解對抗疫情的最權威、也是最重要的消息渠道。
而在這個會議上每天通報的新增死亡人數本身已經足夠沉重，沉重到了根本不可能再細分“患者拒絕治療死亡”的項目的程度。
如果允許患者拒絕接收治療，那就意味著死亡人數會繼續上升。已經緊張到快要繃斷的普通老百姓的情緒會更緊張一些。
同時這些拒絕接受治療的患者還會繼續占用醫療資源，阻礙醫療系統的運轉。
更重要的是，這些患者在躁動和情緒激動下做出的決定……真的不見得就是他們的真實意思。
所以，安撫照顧這些重癥患者的情緒，就成了現在整個醫療組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北五區的時候，這樣的工作還能交給護士們完成。但現在……所有人都得加入到談話的行列里去。
好在孫立恩有個針對這種情況的小手段。他從護士站摸出了之前熱心人捐贈的平板電腦，然后對躺在床上緩慢且持續搖頭的大爺說道，“大爺，咱們打個商量。您只要好好聽話配合治療，我就給你家里人打個視頻電話，讓你們見見面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