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采訪的記者同志就像是專門抓泥鰍的老漁民，一把就捏住了企圖溜走的孫立恩，“復雜在什么地方呢？”
孫立恩沉默了幾秒鐘，然后第二次試圖開溜，“這個……來云鶴看到這樣的場景，大家都會覺得心情很復雜吧？”
“有具體的例子么？”記者同志直接把孫立恩這條滑不留手的泥鰍釘在了案板上，“是什么讓您有了這樣的體會呢？”
孫立恩沉默了幾秒鐘，看樣子這個問題是滑不過去了。他嘆了口氣，朝著遠處完成了拍照的同事們喊道，“你們先回吧，我等會自己走回酒店去。”
“不用不用，我們馬上也就結束了。”記者朋友們連忙解釋道，“您放心。”
“我感覺到的復雜……來自于很多個方面。”坐在長椅上，孫立恩側著身子，說起了自己的心理感受。
“首先吧，下飛機的時候，看見云鶴的街道上一輛正在行駛的車都沒有。長江大橋上的燈是關著的，路上一個行人都看不見……這樣的感覺就讓我感覺不太對勁了。”孫立恩決定把故事重頭說起，“后來，我自己一個人先來北五區探查情況。正好就在這個位置……”孫立恩指了指記者身旁大約四米處的地面，“就在這里，之前主管北五區的醫生，就在這里，在我面前倒下了。”
“倒下了？”記者適時追問了一句。
“倒下，然后犧牲了。”孫立恩沉默了幾秒后說道，“他叫祁鏡，犧牲的時候四十一歲，是一名在封城之前就來到云鶴市傳染病院交流的外地傳染病醫生。他和另外四名醫生，五名護士撐起了整個北五區四十八張病床，前后接診了接近五十名患者。當他得知我是代表醫療隊，來接管病區的支援之后，他猛地一放松，人就倒在地上了。腦干出血，搶救了一天，人沒了。”
這個故事太過沉重，以至于記者都不知道現在自己應該再問些什么。但還好，孫立恩講故事并不需要這位記者姐姐的引導。他已經陷入到了當時的那種情緒里，故事說的很順暢。
“接管了這個病區之后的當天，我們就送了兩名病人走。”孫立恩繼續說道，“當時……我壓力很大，很崩潰。當然，在我的隊員面前，我還是個隊長，是需要鼓勵他們的人。我還不能表現出來，必須一次又一次鼓勵那些情緒低落的隊員，告訴他們‘我們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但是我卻不知道誰能來安慰我一下。”
“后來……治療的效果逐漸開始有了，好幾個生命體征不穩定的患者被我們穩定了下來。再后面，我們開始實驗起了新的三聯療法。”孫立恩就像是在講述一個其他什么人的故事一樣，平靜且慢慢的說道，“現在想想，當時支持我一直拼下來的主要還是在路上遇到的一個事兒——我們一車人在上完了夜班回酒店的時候，在路邊碰到一個封閉小區的居民們正在唱國歌。那個歌聲一遍又一遍，就連司機師傅也停下車，跑到路邊跟著一起唱。我雖然年輕，但我可以毫不客氣的說，那個場景可能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讓人激動和振奮人心的場景。”
“我雖然是黨員，是無神論主義者，但在那一個瞬間，我真的覺得好像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從天而降，然后進入心里在鼓勵著我們。”孫立恩低聲道，“現在想想，我覺得……可能是在那一個瞬間，我們所有人都和當初寫下這首鼓舞了無數中國人近百年的歌曲產生了共鳴吧。”
“其實這樣的感動還有很多很多，我剛到云鶴的時候，為了讓患者們和家人視頻緩解情緒發了個微博。幾個小時之后，我就收到了十幾臺云鶴市民捐贈來的平板電腦和手機。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多到我現在反而想不起來具體該說什么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