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丁大姐是云鶴市衛健委疾病預防控制與職業健康處的工作人員，她本人也是學公共衛生出身的專業人士。當初宋安省第一批醫療隊連夜抵達云鶴時，負責和醫療隊對接的衛健委工作人員就是她。
然而，丁大姐并沒有和醫療隊一起行動待太久，第二天，丁大姐就接到了自己丈夫可能感染的消息。
當時的云鶴醫療資源極度緊張，感染究竟會波及到多少人誰心里都沒數。就算是作為衛健委的工作人員，丁大姐也沒能為自己的丈夫找到一張可以接受他的床位——云鶴市傳染病醫院之類的定點醫院只接受確定感染的患者，而其他能夠進行相應PCR檢測的醫院……床位已經全部爆滿了。
丈夫患病，丁大姐毫不猶豫的把孩子和父母全都從房子里趕了出去——丁大姐借來了出去旅游的朋友的房子給家里人暫住。而自己則一門心思撲在了照顧丈夫的“工作”上。
盡管擁有相關的專業知識，盡管在照顧的過程中非常小心，但因為缺乏足夠的消毒和個人防護物資，丁大姐在照顧丈夫一周后自己也開始出現了發熱和咳嗽的癥狀。
丈夫的病情在持續惡化，而丁大姐的情況也在逐漸嚴重起來。好在她堅持的時間夠久，而家里還放著一臺原本準備今年自駕進藏而專門購置的家用吸氧機。在火神山醫院投入使用后的第一天，她就把丈夫轉入到了火神山醫院里。
但丁大姐自己卻沒有那么幸運——她是自己丈夫的密切接觸者，同時也是高度疑似病例。但在被集中隔離后連續三次PCR檢測中，她的核酸結果都是陰性。最后，憑借著流行病學史和肺部CT上的磨玻璃狀陰影，丁大姐被作為臨床診斷病例，收入了方艙醫院就診。
在方艙醫院就診三天后，丁大姐的癥狀開始嚴重了起來。她的血氧飽和度下降到93%，并且出現了嚴重的乏力情況。這已經超出了方艙醫院配屬的醫療資源所能應對的程度。在方艙醫院的醫生們連夜向上級反映情況之后，丁大姐被安排轉入到云鶴市傳染病院就診。
孫立恩是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和丁大姐再次見面的時候竟然會是這樣的場景。他穿著防護服，走到丁大姐身邊問道，“姐，大哥身體怎么樣了？”
“他還行。”丁大姐半躺在轉運床上吸著氧，她一眼就看到了胸口寫著名字的孫立恩，稍稍遲疑了一下，她才意識到孫立恩就是之前自己負責對接的那位醫療隊負責人。“您是……孫醫生吧？”
“是我。”孫立恩點了點頭，有些遺憾的說道，“其實您當初應該直接跟我們聯系一下的，中間也許能有床位接受大哥。”
孫立恩說的也不是什么胡話客氣話，事實上，在醫療隊剛剛開始接管北五區的時候，中間就有過好幾次患者情況不穩定，剛送到醫院人就不行了的事兒。這樣的患者送到之后可能甚至還沒有被送到自己的床位上，就被宣告死亡。
而病患的情況變化所帶來的的床位空缺，在疫情初期的時候則往往需要差不多兩三個小時才能被重新利用起來。有些時候，一張寶貴的床位甚至會空閑接近半天到一天時間。之后才會有其他的確診患者被轉入到北五區來。
“他之前也一直沒做上核酸。”丁大姐有些氣喘，她緩了一會之后才說道，“等他確診之后，火神山也就差不多開了。”
其實，丁大姐要是真的去找找關系，說不定還真能把她的丈夫送到醫院里來——以癥狀進行分類，至少在她照顧丈夫的時候，他就已經是重癥了。這樣的患者應該會被優先收治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