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從開創至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舉行最后一科進士考試為止世界上最后一屆科舉考試結束于1919年的越南阮朝，前后經歷一千二百余年。科舉制度的主要考試都是定期的舉行的。唐朝科舉與宋初科舉每年舉行一次，宋太宗時期改為每一年或二年舉行一次科舉考試，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改為每三年舉行一次科舉考試。
科舉考試通常分為地方上的鄉試、中央的省試與殿試。鄉試第一名為“解元”，中央省試為“省元”，殿試第一名為“狀元”。
唐朝科舉考試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法律、明字、明算數學等多種科目，考試內容有時務策、帖經、雜文等。宋朝科舉考試有進士、明經科目，考試內容有帖經、墨義和詩賦，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后，取消詩賦、帖經、墨義，專以經義、論、策取士。明清科舉改為考八股文。
科舉制度是封建時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選拔形式，它擴展了封建國家引進人才的社會層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層社會的人士進入統治階級。特別是唐宋時期，科舉制度之初，顯示出生氣勃勃的進步性，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一個黃金時代。
在科舉制度發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時期，其積極性還占主導地位。但在宋代以后，隨著封建的非人道發展，科舉的消極性越來越大。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識階層的文化創造能力每況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
想到這里，陸垚不由得想起了王安石，按照年歲來算，這王安石今年應該是三十左右歲，還沒到他出山進行變法的時候，一想到王安石，就不得不提到在王安石之前也舉行過變法的范仲淹。其實一直以來，陸垚的那個疑問還沒有得到解答，那就是，按照年頭來算，現在已經是范仲淹變法之后的時候了，為什么在朝堂之上，所有官員的口中，還有陸垚看到的一些大小事物當中，都完全沒有范仲淹變法的跡象呢
是自己的記憶出了問題，還是說，因為穿越的原因，時間發生了錯亂
說回科舉。
周代以“鄉舉里選”的方式，即由“鄉老”族長等選拔本鄉土的賢士，經過地方長官的層層上貢，直達中央。上貢到王的賢士，由王親自考試，內容是射箭。在周代以前的社會中，只有統治集團家族的成員才有可能接受教育而成為知識分子，國家機構的各個組成部分，實際上主要由統治集團內部成員所世襲領有，具體表現就是周代的“世卿世祿”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即使有某種舉薦選拔，也基本上不超出宗法家族的范圍。舉薦選拔超越世襲血緣關系的羅網而登上高位的只能是極其偶然的例外。到春秋時期，“禮崩樂壞”，世卿世祿制被嚴重破壞，一些原來不是貴族的下層人士得到破格任用，通過舉薦、考核而選拔登進人才的情況越來越多。由舉薦考核而任用以及按勞績提升的官僚制度逐漸產生。而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文化教育面的擴大更加速了這一過程。
到了漢朝，提拔民間人才采用的是察舉制與征辟制。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7年劉邦下詔命令各級臣下舉薦賢才，形成后世鄉貢的最初形態。漢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兩次下詔命令各級官員舉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并對被舉薦者采用策問的方式進行考試。漢武帝根據董仲舒的建議，詔令各郡國舉孝子、廉吏各一人，后來兩科逐漸合并為一科，稱為“孝廉”。此外“秀才”也是察舉的重要科目之一。孝廉重在德行，秀才重在才能。東漢時為了避諱劉秀而改成“茂才”。唐宋時泛稱一般讀書應舉者為秀才，明清特指通過初級“縣試”入學的學生為秀才。漢代各科察舉都要通過朝廷考試。但是漢代察舉考試與后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區別在于考試在察舉中并不重要，舉薦是決定性的。察舉以舉薦為主，考試為輔，考試基本不存在黜落，“當時未有黜落法，對策者皆被選”。舉薦權掌握在皇帝以下的各級官僚權貴手中。察舉并不是兩漢仕進的最大渠道。從漢初以來”任子“、“貲選”、皇帝和各級官僚的直接辟召仍然進行。一般士人往往時先征辟為州郡吏員，才由上司向中央察舉為秀才、孝廉等等。但是，一般沒有門路的布衣平民，幾乎沒有被察舉的可能性。
魏文帝時，陳群創立九品中正制，由特定官員，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間人才，分為九品錄用。西晉、六朝時沿用此制。九品中正是察舉的改良，主要分別是將察舉，由地方官改由任命的官員負責。但是，魏晉時代，士族勢力強大，常影響中正官考核人才，后來甚至所憑準則僅限于門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象。不但堵塞了從民間取材，還讓士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