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學從二程到朱熹、陸九淵，都是希望統治者能做到“內圣外王”的教化目標，但社會現實的矛盾和沖突，以及南宋末期統治者偏安江南，茍且偷安的現狀，促使了理學完全轉向內省、收斂的教化方向。盡管如此，在宋朝民族危機、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下，宋代文化的這種經世致用的教化思想，又轉變為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鼓舞激勵著有識之士“以天下為己任”，勇于擔負起民族危機的責任和使命，擔當起建功立業的歷史重擔，以實現自己生命的價值。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喊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肺腑之言，正是這種人文教化精神的突出表現。
宋代社會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門閥勢力的完全消失。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歐陽修、梅堯臣、蘇氏父子、黃庭堅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還存在的諸如一個家族中數十人中進士乃至居高官的情況，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說，宋代已經不存在一個與君權相抗衡的特殊社會階層。
與此相關的是宋代科舉制度的完備。唐代的科舉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據考試成績來取舍的，家庭的背景，個人的聲譽，同權勢人物的關系，都直接影響著科舉中的成敗。而宋代科舉由于實行了彌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試之外的因素畢竟要少得多了。同時，宋代的科舉規模擴大了，朝廷因此大量增設了官職，科舉比前代更有效地成為國家籠絡知識階層的手段；進士及第最后由皇帝親自主持“殿試”考選，顯示了君權所具有的絕對權威；仕途出身集中于科舉一條路。凡此種種，從積極方面來看，是實現了政治權力對平民階層的廣泛開放，一個人，不管其門第、鄉里、貧富如何，都可能“學而優則仕”，這使宋代社會具有前代所沒有的平等程度。再說，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環境也相對寬松。據說宋太祖打了天下，曾立下誓言不殺大臣，宋太宗也曾說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盡，不必過分追究。宋代士人好發牢騷，好議論天下大事、道德人心，甚至還好聚眾示威，就連當朝大臣也好結朋黨鬧意氣、黨同伐異，但大不了免去官職當個道觀提舉或流放僻遠地方當個閑官，最厲害的也只是下大牢蹲監獄。而且士大夫生活待遇頗為優渥舒適。長久以來，“寒士”們的人生向往，在宋代有了更大的得到實現的可能。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上述特點也強化了文人士大夫對于國家政權的依賴性。宋代文人幾乎只有經過科舉獲得官位，并由此獲得社會承認和優越的物質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樣廣泛的社會活動，多姿多彩、五花八門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漸漸消失了。用最明顯的例子來說，宋代著名文學家的生活經歷，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適、岑參等人，都要簡單得多。
另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宋代文人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程度的束縛。宋代君主有一套籠絡與挾制知識階層的方法，又很懂得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趙匡胤和趙匡義都好讀書，雖憑借武力以兵變得天下，卻深知“以文德致治”之理，因而對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是為了借助文官制度防止武人擁兵割據，控制是為了使意識形態形成統一格局以穩定人心，最終都是為了達到強化君權的目的。所以，看起來宋代君主一再強調“文治”，實際上骨子里對文人并不怎么瞧得起。他們至多不過是把文人看作是裝配有效的國家機器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決定文人一生前途的科舉考試，其內容自真宗以后由詩賦、策論轉變為集中于儒學，立論必須依據儒家經典，諸子書不合儒學的都不許采用。到仁宗以后，進一步在各州縣建立學校講授儒學，作為培養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對讀書人精神生活的控制。
思想的束縛不僅來自外部，而且也來自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覺的努力。正因為宋代是一個君權高度集中強化的專制社會，文人出路狹窄，與國家政權的關系極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只能在忠于君主、報效國家的位置上確定自我的角色。從歷史上看，自中唐以來，就相當多的人認為，國家的興亡，中國文化傳統的命脈，都系于儒學所要求的倫理綱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與道德的延續，關鍵在于一個“內轉”，即儒家那套倫理綱常、行為規范僅僅形之于外在的禮儀已經不夠了，應當把它作為一種內在心靈中對道德的自覺。這種認識在宋代特殊的環境中得到發展和實踐。宋代理學，無論是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還是陸九淵，大體都是走的這一路向。在“內轉”思想氛圍中，文人自覺地收斂了放蕩狂傲、任情任性的習性，變得老練深沉、正經規矩，至多也就是像蘇東坡那樣，借幾分滑稽、幾分曠達，來逃脫來自社會也來自自身的壓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