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南方林木繁密，百姓通常用袴刀來開荒種田。天圣八年，宋仁宗卻下詔禁止老百姓再使用這種刀“川陜路不得造著袴刀。”景佑二年，皇帝又下詔重申此令，并規定，不但使用者有罪，連造刀的人都要嚴懲。
除了對武將大力防范，趙匡胤也沒忘了給文臣套上籠頭。精明的宋太祖運用“分權”和“制衡”之術，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對皇權形成威脅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權分割成了幾塊，將軍權交給樞密院，將部分行政權交給新設立的“參知政事”，即副宰相。
他又設“三司”來專門管理財政，分掉了宰相的財權。在地方上，他同樣也大行其“分權”和“制衡”的秘訣，規定地方官由中央派出，任期只許三年。為防止一把手獨斷專行，他為各地知州設立了名為通判的副手，來監督知州。他又派轉運使到各地管理財政，取消地方上的財政處理權。
雖然代價是形成有宋一代難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趙匡胤終于排除了一切使貴族階層死灰復燃的可能，獨攬軍、政、財一切大權，達到“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的乾綱獨斷境界。
宋太祖顯然是一位愛讀歷史并且熱愛思考的武人。我們不得不說，他在制度設計上表現出的天才，除了秦始皇外無人可及。在專制集權的方向上，趙匡胤做到了他那個時代的極限。有宋一代，繼秦朝之后，實現了專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級。
歷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場為榮。宋代民間流行的俗語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在宋代，將軍們不管立了多大功勛，也難有文臣那樣的風光。有人說，即使是率兵數十萬，收復幽薊十六州，也趕不上一個狀元及第時的榮耀“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敵于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亦不可及矣。”宋代男人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沉醉在案頭書牘之中，在日復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們的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正如梁啟超所說“相尚以文雅，好為文詞詩賦訓話考據，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杰勇，亦閑置而無所用武，且以粗魯莽悍見屏于上流社會之外。重文輕武之習既成，于是武事廢墜，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趙匡胤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身家安全的結果，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全。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戰斗力的軍隊，過于分權的官僚體制，卻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在北宋幾次恥辱的失敗之后，趙宋王朝終于被驅離中原，南渡另立。從北宋中期開始，亡國滅種的威脅如同烏云一樣，一直籠罩在每一個宋人的心頭，并且終于在南宋末年變成事實。這是分析宋人性格的不可忽視的一個背景。事實上，在大宋王朝的大部分歷史時期，宋人都生活在一種惴惴不安之中。越到后來，他們對未來的預期，就越灰色和悲觀。這就是宋人癡迷梅花、竹子、蘭花、菊花這些幽雅冷靜意向的原因。梅蘭竹菊在宋代以后被稱為“四君子”，成為中國文化中一種代表性的意向組合。分析這四種意向，我們會發現它們有一種共同的精神特點梅在嚴寒中怒放，展現著嚴酷環境中的不屈。蘭獨處于幽谷之中，代表著寂寞中堅守清操。
竹則未曾出土先有節，表達是士人的自制和節操。菊花傲霜而開，殘敗猶抱霜枝，象征的同樣是在逆境中的抗爭。總結起來，這四種事物所表現的，其實都是對即將到來的嚴酷環境所做的一種心理準備，為在死亡、在被征服的威脅面前堅守氣節而進行的自我精神動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