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宋代士人獨特的共同文化心理。宋代讀書人普遍意識到，“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將摧殘中國的士人，于是士人們只好為此做精神上的準備，用梅蘭竹菊的精神來武裝自己”。
因此，宋代士人的性格與唐代完全不同。唐代文人傲岸不遜，豪飲高歌，笑傲王侯，斗雞走馬，出塞入關，挾妓交游，身上充滿了充沛的活力和無憂無慮的樂觀。他們是青春、自由和歡樂的。而宋人不再有可能跨上戰馬，去尋找自己的理想。
國家和個人的命運時刻處于威脅之中，他們所能做的，卻只有老老實實寒窗苦讀，在案牘中消磨掉自己的一生。因此宋人比唐人敏感、脆弱得多，作品中迷漫著對人生茫然無著。連宋代的少年都是少年老成，愁緒滿懷的。唐代“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機”，宋代少年卻在“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淡淡憂傷中得到心理的滿足。
除此之外，其實從商者的地位，在宋代是有一些提升的。
雖然我國商業興起的早，但商人在中國古代社會一直是個特殊階層，社會地位并不高。自西漢以來，各王朝都在扶持農業打壓商業。尤其是漢武帝，制定了一系列抑商政策，“平準”物價，使商賈“無所謀其利”；鹽鐵專賣、手工業官營之制來制約工商業發展；禁止商賈之家占有土地；規定商人另立戶籍，且地位低于普通農民；不準商人子弟涉足仕途，進入官場，加上“算緡令”和“告緡令”，使大批中等以上的商人破產，嚴重束縛了商業的發展與擴大。“農之為本，商之為末”、“重本抑末”的經濟政策延續千年，導致我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緩慢，商人一直都是社會底層人民。其實，在早期的古代社會，商人地位并不低下。“重農抑商”的思想最早出現在戰國中后期，西周時期實行“工商食官”，一種政府占有工商業者并進行壟斷性經營的制度。
春秋時期，“工商食官”制度開始松動，獨立的商人相繼出現，各諸侯國都開始重視商業發展，許多大商人還活躍在政治舞臺，比如輔佐越王勾踐復國的范蠡、齊國國相管仲、齊國大夫鮑叔牙等，這些在政治上有卓越成就的人都曾是商人，在當時人們已經對商業有了粗淺認識，“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想要快速賺錢，還得發展商業，重視商人。
戰國中期，統治者們對工商業的政策又發生了變化，“重農抑商”的思想漸漸成為主流，這還得歸功于商鞅。商鞅覺得農業是“本業”，商業是“末業”，棄本求末之人皆是游手好閑之徒，都應該罰去做奴隸
也就是他，在變法時變著法兒的打壓商人，壓制商業發展。不許商人經營糧食生意，還要給商人加重稅，讓老百姓都覺得做商人沒前途，從而乖乖去種地，商鞅增加糧食生產的目的也就達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