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麗莎白女王一世有幅著名的畫像，除了顆顆如彈球大小的珍珠用以顯示尊貴、奢華外，她的右手則按在地球儀上，以彰權柄。
與之類似，地球儀還以帝國王權的象征出現在了畫家大衛的《拿破侖的加冕禮》中，當時拿破侖在法國已權傾一世，被不少人視為“獨裁者”。為此，漫畫家吉爾萊還發表了諷刺畫《葡萄干布丁》，畫中拿破侖正與英國首相在用刀叉分割地球儀。
與拿破侖差不多同時期的乾隆，也算是中國歷史上一位雄心勃勃的帝王。后世的美國清史學家歐立德就曾拿乾隆與拿破侖相較，并認為拿破侖要遜色得多，其中一大證據就是乾隆在位期間，“清軍的行動遍及西北的草原、沙漠、險峻的喜馬拉雅山脈，以及西南的煙瘴之地”，大清疆域因此擴大了三分之一。
確實，乾隆也非常得意于自己的十件戰功，因此自稱“十全老人”。但與拿破侖不同，乾隆的這十件戰功幾乎全是膝跳反射式的平叛活動，并沒有明確的地理野心。
換言之，乾隆的雄心對照的完全是傳統的帝王標準：明君盛世、長治久安。因此，面對英國使者呈送于前的地球儀，他也只當是奇巧珍玩而已。
相比乾隆朝的疆域，13世紀的蒙古帝國無疑還要大得多。來自游牧民族的成吉思汗、忽必烈相比其他中國皇帝，對地理有著天生的敏感。
其實早在1267年，在中國元朝就出現了最早的地球儀，是波斯人哲馬魯丁應忽必烈對西域星學者的征召，入華后制造的。
其制以木為圓球，七分為水，其色綠，三分為土地，其色白。畫江河湖海，脈絡貫穿于其中。畫作小方井，以計幅員之廣袤，道里之遠近。
顯然，與兩百多年后西方產生的地球儀不同，哲馬魯丁的地球儀雖也是球體，但采用的仍是中國傳統的計里畫方，并沒有經緯定位系統。
而且，很快元朝的重心也開始由游牧轉向農耕，地理知識很快被邊緣化，天圓地方的概念仍占據主導地位。
歐洲諸國林立，相互之間騰挪的空間并不大，再加上耕地面積的有限，這些都催生了他們對大海之外世界的想象和試探。
再過兩年，拿破侖便會揮軍南下，正式入侵埃及，并打算借由埃及東進，仿亞歷山大大帝的方式入侵亞洲：他騎著大象，手里拿著經他個人修訂過的古蘭經。
這一舉動除了法國本身的地緣政治考量，其中也暗含著拿破侖個人征服東方的憧憬，他深信“威名只能在東方取得，歐洲太小。”
為此，他隨身帶了大批的科學家、天文學家、土地測量員、哲學家、建筑師、工程師和印刷工等人同去埃及，以便記錄下法國啟蒙之光初臨落后東方的盛況。
與之相似的行動也發生在四年前快速上升的英國，英國國王喬治三世以補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壽的名義，派出以馬戛爾尼為首的八百余人的使團前往清朝帝國訪問。
他們隨團帶著大量諸如航海望遠鏡、戰艦模型、地球儀、銅炮、火槍等最新技術產品入華，并指望靠它們打動中國皇帝乾隆。
英國使團此舉一定程度上可能受了利瑪竇在華經歷的影響。利瑪竇得以進入晚明宮廷，主要靠三件事物引起萬歷皇帝注意：世界地圖，自鳴鐘和歐洲鋼琴。
萬歷皇帝喜歡自鳴鐘，天天放在身邊，世界地圖也被放大制成了四個屏風，當時的乾隆跟萬歷的興趣不無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