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的1750年，乾隆委托意大利天豬會教士郎士寧設計了定時水鐘和噴泉裝置，以供皇家娛樂，也曾讓傳教士蔣友仁在圓明園的一座大殿墻上繪制世界地圖。
但無論萬歷還是乾隆，他們對此的態度基本都是抱著珍玩而非知識的心態。
但依靠技術壯大和獲利的英國，不懂得這個古老的國家更看重的不是技術，而是禮節，那些列于回禮中的景泰藍、絲綢、宣紙，也不僅是古老的工藝品技術，更代表著古老的傳統。
這個傳統即是“天下”傳統，是萬邦來朝的傳統。事實上，在馬戛爾尼帶來的諸多禮物中，地球儀遭遇了明顯的冷淡，也是基于這個原因。
當馬戛爾尼炫耀地展示地球儀時，滿朝大臣看到“日不落帝國“居然占據了地球儀上那么大塊的地方，他們感到的不是解惑，而是憤怒：怎么能把天朝大國畫得這么小？
相對而言，久在中國生活的利瑪竇無疑更懂得迎合中國人的心理，在制作世界地圖時，他不僅將西方慣常的以大西洋為中心的繪圖改為以太平洋為中心，還把零度經線移動，意在使中國處于地圖正中的位置。
但地球儀對中國世界中心位置的挑戰顯然比地圖要大得多。它的轉軸再也不可能掩飾中國只是世界上平常的一部分而已。
人們在看待外來事物時，總是習慣性地將它理解為來自外部環境的特殊意味。地球儀一開始被視為珍玩，便是中國原有“天下觀”里的朝貢體系的視角。
而黎漢明要做的就是改變這一切，把中國從天下向國家轉變，把中國一詞從一個文明空間概念，變成一個民族國家的疆域概念。
如果他要建立的新政權還是家天下的話，不過也只是換了一個人當皇帝而已，與國家、民族而言并沒有太大的改變。
只有把家天下的中國從一個文明空間概念，變成一個民族國家的疆域概念，將來不管是帝制也好，還是其他制度也罷，都能從意識形態上根本的改變固有的觀念。
當然，黎漢明也知道，這一轉變會很困難，因為這樣的轉變需要國人不得不去學習那些原先權當珍玩的槍炮，以及各種各樣的新知識和新技術。
再有便是，隨著國家概念的降臨，慣于面對中心的中國百姓，不得不被迫面對廣闊的四周和海平線。
如此一來，必然就會觸及當下儒學的利益。
所以黎漢明的動作一直都很小心，他的計劃是從底層百姓開始改變，從軍營開始改變，至于那幫固有的酸秀腐儒們，黎漢明也沒打算主動去招惹。
“中國很大，但世界更大，將來我們要打的仗還不會少，時間緊，任務重，所以沒有太多的時間讓我們在國內這一畝三分地上與滿清斗，這一點我希望你們都能重視起來。”
“打仗，難免會發現這樣、那樣的問題，發現問題不難，但同樣，你們將來在戰爭中發現問題后要學會考慮解決問題。”
“我也不怕告訴你們，將來肯定會有更多的人才加入我們，或者下面的各級將士也會成長起來，如果你們不思進取的話，是會被逐漸的淘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