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騰到最后，黃冊庫的主管單位南京戶部沒有辦法，只有找來南京城內的兩個縣令（上元縣和江寧縣）：這個，黃冊庫的運轉費用，你們兩個縣扛了吧。
明代皇權不下縣，所以縣級機構是明代最低一級的官方行政機關。兩個縣令沒得辦法，只好將黃冊庫需要的資金，加派到兩個縣的普通百姓身上。
有明一代，真正的田賦其實并不高，除了以前張士誠統治的蘇州地區外，其他地方大概都是十五稅一到二十稅一的水準。但是，你禁不住無限制的加派、攤派啊！僅僅是黃冊庫一個部門，就能夠衍生出這兩項加派（其實不止）。其他的部門呢？
由于老朱在設計國家體制的時候，把整個國家的經濟規定得太死板。以至于當國家發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新增支出的時候，國家各部門往往就只有互相踢皮球。踢不下去了就層層攤派，最終，百姓們的負擔就越來越重。
而且，攤派這種事情是有放大效應的。這個效應會隨著官僚機構的腐化而越來越恐怖。而隨著這個效應的不斷延伸，他又會反過來促進官僚機構的進一步腐化，整個兒一個惡性循環。
舉個例子來說，黃冊庫一年人員的工資、辦公經費等開銷。大概是五百兩銀子。黃冊庫的主官為了日子輕松一點，做賬的時候做到了八百兩。這是第一次放大。
負責這筆銀子的上元縣拿過來一看，哦，江寧縣扛四百，我們扛四百。可是，我們為了這事付出了這么多，怎么就只加四百呢？于是縣令大手一揮：全縣百姓聽好了，現在本縣加征黃冊稅五百兩。而那邊的江寧縣也是如此操作。結果五百兩銀子的需求，被放大到了一千兩。這是第二次放大。
縣令是沒法直接收稅的，他得交給戶房去辦，戶房的主官交給下面的里長，里長交給甲首……不知道在這個過程中會放大多少次。或許，黃冊庫本來實際需求只是五百兩，但最終攤派到老百姓身上的，是兩千兩。
在這個過程中，層層官吏都得了好處，唯一受害的就是老百姓。而在這個過程中吃歡了的各級官吏，如果下一次又碰到朝廷攤派的時候，他們的反應是什么呢？
這確實是當年的老朱沒有想到的。他一直以為，盡力減少支出項目就是省錢。卻沒有想到攤派的放大效應是如此的恐怖。
試想一下，如果當年老朱直接同意，在戶部的支出上，加開一項黃冊庫專項支出。雖然這筆錢最后還是老百姓出，但百姓們的負擔最多也就五六百兩而絕不會暴漲到兩千兩……
朱由棟穿越前看到過一篇研究明代賦稅的論文。該篇文章的特點在于，他的作者是理工科出身的經濟學人士。這位作者經過設計周密的公式，用大量數據反復計算后得出結論：洪武年間，每個農民身上的稅負折銀0.26兩。永樂年間，0.31兩。到了天啟年間，已經是2.0兩！崇禎年間，則是5.0兩！
五兩銀子什么概念？太平時節糧價偏低的時候可以買五百公斤以上的大米！注意，這可是脫了殼的大米，不是剛剛收獲的稻谷。
MD，老百姓不反真的沒有天理了。
長嘆了一口氣，朱由棟意興闌珊的對著眾人道：“這里的事情，孤都知道了。今日就到這里吧，吩咐下去，孤要回南華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