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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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作為一個階層，最先誕生在春秋時代。
經春秋、戰國、前秦、前漢至今，“士風”總體上一脈相承，士子們都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并對政治十分的熱切，但如果細分下來，在各個時代，卻也有著明顯的不同。
先秦時期的士子們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萬丈豪情，是“志於道”的。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道不行，則乘桴浮於海。孟子所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有著錚錚的鐵骨和讀力的人格，雖然對政治很熱切，但大多只是把政治視為施行道的手段，并不諂諛權勢。
入前漢以來，在初期，士子們還是頗有戰國士風的，然自從孝武皇帝以后，因為政權的穩定和思想上的變化，整體上的“士風”漸漸地就從“志於道”轉向了“從於王”，對“道”的堅持也轉變成了對“功利”的追求。
兩漢之士子，多不諱言功利。
班超投筆從戎，在做小吏的時候口出豪言：“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直言大丈夫的志向應該是“取封侯”，在被人嘲笑后，他更又說道，“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又如漢武帝時的主父偃，說“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又如本朝跋扈將軍梁冀的曾祖父梁竦嘗登高遠望，喟然嘆息，說，“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連“州郡之職”都看不上眼。
這種對功利的追求，貫穿兩漢，也因此形成了漢人強烈的進取精神。
到了本朝，在崇尚利祿之外，與前漢相比，又有了一個明顯的區別，即在光武皇帝的大力倡揚下，士子們尤其重視名節。“漢自孝武表彰六經，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而風俗為之一變”。“重名尚節”遂逐漸成為士子們的風尚，士子競相以名節標榜，刻意追求。這種風尚發展到最后，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黨人”，出現了品題人物的“清議”。
隨著政治的越來越黑暗和百姓的越來越民不聊生，到了近年以來，士風又開始了變化。
士子們或者“向盛避衰，交游趨富貴之門”，完全拋棄了士子該有的節艸，投身權勢，與宦官、外戚同流合污。或者隨波逐流，尸位素餐，唯以“升遷”為目的，唯以權勢為追求。或者還保持著良知，但卻出於種種原因不能不向權貴低頭。這三者之間，隨波逐流的占了主流。
在這三者之外，又有不肯或不能出仕的，在這大變革之時代，他們隱居不出，或以處士自居，修身養姓，或以狂生自謂，達生任姓。前者不必說，后者認為“人生易滅，名不常存，而優游偃抑，可以自娛”，認為人生應該隨心所欲，應該追求精神上的享受。有了這樣的一個思想，在行為上，他們這些人就往往行事怪誕，多駭流俗，和品題人物的“清議”一樣，實皆為“魏晉士風”之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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潁陰荀氏雖為當代的儒家名門，但族中子弟眾多，各自的想法不同，受到的外界影響也不同，因而是每一個人都如“八龍”、荀彧一樣溫文爾雅的，如荀衢，因為受黨錮之禍的牽連，空有掃清天下的大志，卻被困於一室之內不能外出，理想和現實有著強烈的反差，在這樣的刺激下，他就走向了“達生任姓”一路，好唱喪歌，放/蕩不羈，成為了外人眼中的“狂生”。再如那幾個在族宴上狂態大發的子弟，在多數族人和外人的眼中，也都是荀氏的異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