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荀悅等帶上印綬，各到本曹，開始了正式的工作。
荀悅在正式工作的當天就給荀貞上了一道書。
他在上書中寫道：“兵亂以來，法不能行，民至仇殺不絕，請令禁私殺。”
卻是請求荀貞傳檄州中，禁止私殺。
有漢以來，禁私殺的詔書下過多次，但仇殺之事卻是屢禁不絕。
因為《春秋》之義，子不報仇，非子也，所以當孝子孝女為父母報仇，案發后，不但很多的地方長吏不會治他們的罪，比如光和二年，酒泉人趙娥為父報仇，手刃了仇人后，去縣寺自首，結果卻被縣尉“強載還家”，壓根就不治罪，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還“并共表之，稱其義烈”，為她“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并且百姓們也會人口相傳、對他們的這種行為給以認可和贊美，在章帝時，朝廷還頒布過一部《輕侮法》，明確以法律形式規定了從寬處置為父報仇之人，此法雖行之不久，便在和帝時被廢，然世風從中可見，所以私殺是雖屢禁而不絕，尤其現下兵亂，法律不嚴，豪家各養劍客、隱匿亡命，更是私殺不斷。
荀貞的州府、幕府、軍中就有好多干過私殺這種事情的人，許仲不必說了，別人也不必多講，只說新來的韓暨，為了給父兄報仇，此人早年就有過結客私殺之舉。
對這種風氣，荀悅早就深惡痛絕。
有道是：地位不同，對同一件事的看法也就會隨之不同。
當年在西鄉時，荀貞不在意私殺之事，重許仲之名而愛用之，可現在他身為一州之主，且如今還是在兵亂之際，那么無論是從維護“法”的尊嚴上，換言之，也就是從維護州府的權威上，還是從降低人口不必要的減少，同時改善剽浮的風氣，使百姓勤懇耕種上，他都有必要改變以前的態度，對私殺，要從不在意變成旗幟鮮明的反對，因而，他非常贊同荀悅的建議。
只是和荀悅有所不同都是：荀悅雖請求禁私殺，但畢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在該如何處理私殺的問題上，卻不是一味的以法行事，而是向荀貞具體提出了“有縱、有禁，有生、有殺，斷之以法，是謂義法并立”的觀點，也就是視具體情況而定，不單一地依從律法，亦要講“義”。
荀貞對荀悅提出的禁私殺很贊同，但對荀悅“義法并立”的觀點不以為然。
可自尊儒以來，儒家的思想已經浸透到了法家中，如純粹地按法決獄，未免會被時人視為“酷苛”，早年在潁川為督郵時，荀貞就曾被潁川的一些士人以為他行事近“酷吏”，現今他方掌徐州，正收攬人心之際，在這方面卻需得注意，而且荀悅又是初來，此乃他提出的第一個有關政策的建議，也不好全然不聽，因而，荀貞折中了一下。
他接受了荀悅“義法并立”的提議，但要求郡縣只可“斷法”，不可決“義”，也就是只能決定“禁”和“殺”，不能決定“縱”和“生”，凡是郡縣認為與“義”有關的，不許自決，必須上報州中，由州府決定，看該如何判處。
於是，荀貞傳檄郡縣：《春秋》之義，子不報仇非子也，而建武中興，申明舊令，永元之際，廢除《輕侮》，何也？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兵亂以來，十亡二三，民之存者，尚相殺乎？自今以后，宿有仇怨者，皆不得相仇，守相依法平決。有義，報州府。
檄文傳至州內各郡，樂進等俱按檄行之。
邯鄲榮向來剛酷，東海郡的一個轄縣里正有一件為父母報仇的案子還沒能判，檄文到日，他立即行檄，命此縣將人犯棄市。
縣長上書，述以《春秋》之義，講敘縣人為此孝子求情之狀，懇請給這個孝子減死一等。
郡吏亦進言，說道：“為父母報仇，此孝子也，如殺，明府恐得非議，如不殺，恐為州追責。州檄令云‘有義，報州府’，不如上報州府，由州決之，這樣明府也就不用為難了。”
邯鄲榮回答說道：“殺人者死，何難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