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對于當下影響更大的，則是隨之而來的內情通報上另一個消息；根據廣州市舶司和通藩屬、海事院的初步對照/核計，這次藩貢船團運來的貢金和獻禮，僅達到了上一次三年前的八成和七成略多。
反而是各種隨船的藩貨、土貢數量，大大增加了。這就有些問題嚴重了，因為如今朝廷的財計，有三分之一是依靠外藩諸侯的貢獻；還有三分之一的進項，則是從與外藩諸侯的通商互易中產生的。
光是廣州都督府一地，就代表了號稱臣藩三百家的南海諸侯，及大小澳、五方天竺、南部膻洲（非洲）、西牛賀洲（歐洲）部分、乃至是西國大夏的海路藩貢；約占了朝廷藩貢和通藩收益的半數。
其次才是東海列藩及遠洋的北俱蘆洲/新洲大陸，約占了藩貢收益的兩成份額；還有剩下一成則是由西北路和西南路的諸侯藩屬，隨貢獻出來的。至于北境草原上的塞外諸侯，反而需要朝廷的補貼。
而在這些海外諸侯當中，也只有包括大夏等強力藩屬在內的半數成員，能夠提供足額的貢金和獻禮；還有三分之一因災荒、道路受阻之故，只能提供往年的部分份額，剩下的因領地動蕩無力同行。
因此隨之反應過來的，是位于廣府的債市中，諸多藩債應聲大跌；僅有少數大諸侯/強藩的債券，一枝獨秀不跌反漲。但這顯然也只是一個開端，接下來東海、西南、西北的藩貢，同樣難以幸免。
而且這種情況并非偶然，很可能會持續上很長一段時間；由此產生的連鎖反應，更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影響到了天下的方方面面。其他的不要說，光是靠外藩通商為生計，就是相當龐大的產業鏈。
這也是江畋離京之后，計相劉瞻派人送來的口信中，最為擔心的事情。但他也同樣在私下有所保證，無論朝廷財計如何艱難，但撥付給暗行御史部的經費不會減少分毫，甚至還會繼續不斷的追加。
畢竟，大唐已經承平好幾代人的百余年光景，無論是官私民間，還是朝堂大內，都積累了相當可觀的家底（財富/資源）；就看計相領導的三司使院，如何的整理財賦，將其有效調動和周轉起來了。
不過這還輪不到江畋來考慮；唯一有所影響的，大概就是夷州的通海公室。但顯然梁公后裔的一門三家，代牧海內的“無地藩主”京兆本家，和廣州府的南海公室，域外的西國大夏受到影響更大。
至少，相對于擁有自古以來華夏九州之地的大唐朝廷；定都安息故地的西國大夏，擁地數千里而番邦臣屬無算；南海公室除了海南、安南的轄地之外，同樣監領著南荒的驃國、真臘、林邑的故地。
就算是相對最弱的枝干，通海公室也直接領有一個產出富庶、戶口稠密的夷州大島，和東海到黃海沿岸的群島；同時，還負責管領遠洋新洲之地的拓荒諸侯們，及日常往來中土的藩貢、通商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