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相學認為，天體尤其是行星和星座，都以某種因果性或非偶然性的方式預示人間萬物的變化，自然也包括城市建筑和風水領域。古人認為天與地之間有著某種必然聯系，世間人事，均上酌天象，即人與自然之間是相互感應與相通的，所以不僅古代的占星者往往依據天象占驗人事之吉兇，而且古代的都城也往往參照天象之格局制定城市規劃。
遠古時代，面對莽莽上蒼，在人們的心目中充滿了神秘色彩，上天既神圣又令人敬畏。我們的先人為了生存的需要，在與險惡的環境斗爭中，通過長期的觀察、學習，逐漸加深了對各種自然現象和宇宙的基本認識，于是形成了原始的宇宙觀。
古人觀測天象時，曾把天空分成四大區域對星辰進行觀測。其中把春季黃昏時出現于東方的星體想象為龍，把西方的星體想象為虎，把南方的星體想象為鳥，把北方的星體想象為龜蛇，通稱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玄武就是龜蛇。
這種按照四個方向以五種動物與星辰相匹配，謂之四象，又稱四維、四陸或四獸。為了觀測日、月、五星的運行，古人又以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個星官為標志，用以說明日、月、五星的位置，這就是我國古代天文中另一組著名的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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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宿。
東方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箕；
南方七宿是井、鬼、柳、星、張、翼、軫；
西方七宿是奎、婁、胃、昴、畢、觜、參；
北方七宿是斗、牛、女、虛、危、室、壁。
以后，人們又將四象與二十八宿結合起來，將二十八宿中的東方七宿稱為東宮蒼龍，南方七宿稱為南宮朱鳥，西方七宿稱為西宮白虎，北方七宿稱為北宮玄武，所以古代的都城，特別是皇城與宮城的四門，常以四象為名。
如漢長安城的未央宮，“東闕名蒼龍，北闕名玄武”，蒼龍、玄武都是四象。東漢時，宮城分南北二宮，各門名稱也多與四象有關，東吳都城建業太初宮的東門稱蒼龍門，西門稱白虎門，北門稱玄武門。
隋唐時期的長安城，北宋的東京，皇城的南門都稱為朱雀門，而宮城的北門又被稱為玄武門；明代北京宮城的北門也稱玄武門，這些名稱也來自四象。在二十八宿中，昴宿與畢宿分別是西方七宿中的第四宿與第五宿，昴宿位于西方四宿的中央，由金牛座的七顆星組成。
畢宿也叫“天口”，由金牛座的八顆星組成。在昴宿與畢宿間稱為天街（《史記·天官書第五》），因“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晉書·天文上》），故名。
而明清北京城的天安.門正是天子所出之道，所以天安.門前的街道也稱為天銜。顯然，這個名稱也來源于上天。天安.門明代稱承天門，唐長安城太極宮南門的中門，明南京皇城的南門也稱承天門，都與天有關。
從上面的星象圖與北京宮城的比較中，不難看出明清北京宮城的規劃與星象之間的相互關系。自古以來，中國歷代帝王都自詡為天帝的“元子”，即天子。其所做的一切都是“奉天承運”。
而中國的政體又是以北天區為原型的文化產物——中央集權于皇帝一身，郡縣對中央形成拱極之勢。帝王與群臣猶如北極星，由群星拱衛。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因之“象天設都，法天而治”也就成了中國亙古不變的原則——天帝居于“天中”的紫微宮，則皇帝所居的宮城必定要效法相對應的“地中”（土中）修筑紫禁城，而在其正南一面辟出一條通向皇帝寶座的御道，即“通天之路”（亦稱“天街”），形成了一根長達八公里，全世界最長、最偉大的南北中軸線，貫穿過全城。
從永定門到鐘鼓樓，這條貫穿整個北京城南北的軸線，就像一個“合頁”，正是它統領著全城的建筑群，并以此為依據，形成東西兩側對稱布局的城市格局。“中軸突出，兩翼對稱”正是北京城最大的特色。
清康熙四十八年，清政府曾將貫通京城南北的這條中軸線確定為天文、地理意義上的“本初子午線”，即零度線。
這實際上是從天文和地理意義上重申了古代中國以自我為世界中心的理念，這條線比1884年國際會議確定英國格林尼治天文臺的本初子午線要早175年。這已成為自周秦以來，尤其是隋唐以來長期延續的基本定式，即將主要建筑物安排在中軸線上，坐北朝南，左右均衡對稱，再加上高低起伏變化，在空間布局上最大限度地突出“普天之下，唯我獨尊”的大一統思想。
古代之所以模擬星象來規劃營建帝都，究其根本原因，是古人對上天的特殊崇拜。宮城是“天子所居”，宮城的規劃模擬于星象，使宮城更加符合上天這個理想的世界。效法上天也進一步宣揚了統治者是“奉天承運”的思想，即統治者的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在談到范蠡為勾踐筑越都時說：“范蠡乃觀天文，擬法于紫宮，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