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濤點點頭：“我一直都以為，孫先生的中國革命黨對于推翻清政府的作用十分有限，最多就是一個旗幟的作用，并沒有產生實質性的效果。
推翻帝治核心力量并不是革民黨人，而是來自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以后漢人中的那些覺醒力量，尤其是戊戌變法真正動搖了清政府的國本，革民黨人只是適逢其會。”
夏青頓時來了興趣：“哦？何以見得？”
羅家濤道：“原因很簡單，革民黨中的革命力量組成也很復雜，國父只是其中的精神圖騰。
雖然他和宋教仁、黃興等人在1905年在日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成為意圖推翻滿清政府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但這即使在同盟會內部，關系也很復雜，國父實際不具有掌控能力。
更何況，同盟會早年起義的武裝以及活動經費都來自于日本的黑龍會，日本政府對滿清政府早有圖謀，俗話說無利不起早，他們如此不遺余力的支持同盟會推翻滿清政府，未必一定存了什么好心。
要知道同盟會成立的時候，1904年-1905年，正是日俄在東北開戰的時候，這是中國近代最悲慘的歷史之一，兩個國家在中國東北開戰，清政府卻宣布中立。
俗話說匹無罪，懷壁其罪，這樣糯弱而無能的清政府，就如同鬧市中抱著大塊金子行走的三歲小孩，沙俄盯上了，日本這樣的狼子野心也盯上了，幸虧兩頭野獸相互對恃，清政府才茍延殘喘。
你們說，日本政府在這個時候支持中國成立同盟會，怎么可能是抱著什么好心，怎么可能是為了中國的復興？反正我對于同盟會中某些成份很持懷疑態度的。
既然我會有這樣的懷疑，那么當時中國國內的改革派自然會有懷疑，所以梁啟超、康有為等人拒絕與其合作，絕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固執的擁立帝制的緣故，一定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總而言之，作為一個意圖吞并我國的日本政府支持的反叛組織，就算國父本身動機確實很純潔，也一定會被支持他的力量帶偏掉，所以我個人對革命黨人中的純凈性表示懷疑。
最重要的是，清政府在實質上并不是革命黨人，而是被清政府中的漢人力量所推翻的，而且嚴格說起來，不應該是推翻，而應該算是被架空，或者說是禪讓。
革命黨人的本意確實是暴力革命，所以國父自1900年開始便在國內搞過一系列的起義，可是從來沒有半點成功過。
真正推翻了滿清統治的是武昌起義，其核心力量并不是革命黨人，而是洋務運動以后成立的“新軍”。
而讓新軍逐漸產生自主意識是戊戌變法，袁世凱等人雖然在最后關頭背叛了戊戌變法，但卻在實質上掌控了新軍。
不僅如此，新軍的實力徹底壓倒八旗的力量，以袁世凱為首的一群漢人新興軍官的力量也逐步架空了滿清的中央集權，尤其在地方上，這種勢力對比更是明顯。
這些大勢的變化，才引發了后面的“保路運動”。
而武昌起義的真正原因也不是被國父或者黃興等人鼓動的，而是因為‘保路運動’讓清政府中央政權與地方漢人的新興力量產生了嚴重的利益沖突，所謂革命不過是新軍想要掌權的口號罷了。
所以國父被從美國請回來以后，只當了一個掛名的臨時大總統，實際上就是一個傀儡，而宋教仁則直接被袁世凱干掉了，真正掌權和推翻滿清政府的，就是執掌新軍的袁世凱。
即使袁世凱稱帝不成死去以后，革命黨人也沒有執掌中國，名義上國家的合法政府是北洋政府，一個最沒有實權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