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得倒是硬氣，也立刻引起了在場的親貴們的一片附和之聲。不過，那些出言附和的大多也都是些吃父輩、祖輩蔭庇的角色，對于滿清的當前問題，尤其是八旗的窘境并非有多么大的了解。更多的，還是沉迷于那些過往的輝煌和榮耀，那些建立在東亞各民族血淚上的輝煌和榮耀。
這邊附和聲連連，在其中，也有不少熟悉實務的，他們對于當前的情狀也是有著比較深刻了解的。
其實早在永歷六年，伴隨著西南明軍組織的大反擊，以及鄭成功在閩南的鏖戰，清廷已然感受到了來自于各大抗清勢力，亦或者說是漢人強烈的抵抗力度了。各地潛在的抗清人士開始出現了蠢蠢欲動的跡象，有的更是直接挑起了大旗與清廷抗爭。甚至，就連國外也有反響，比如說朝鮮廷臣認為清朝“危亡之兆已見”，日本原來對南明乞兵抱冷淡態度，“近來其議稍變，或有欲救之議。”
滿清自身核心人口基數的問題顯現，國內外的環境也在開始惡化，哪怕是打贏了周家鋪那一戰，也僅僅是遏制住了孫可望的進攻步伐。之于李定國針對肇慶的攻勢，也依舊只能采取守勢。
為此，清廷當即做出了針對性的應對策略。洪承疇出任西南經略，大力招撫鄭成功，這些都是最為明顯的東西。除此之外，他們在經濟上作出讓步，減緩部分抗清活動比較激烈的地區的經濟壓迫力度，比如順治十年四月分別免除湖南“寇荒”六、七、八、九年多達四年拖欠錢糧，及福建拖欠的錢糧，既是承認事實，也寓收買人心之意。
經濟壓迫緩解的同時，政治上他們也在釋放緩和的態度。侍立于一旁的累進世襲一等伯，提拔為內大臣，兼議政大臣、總管內務府索尼，其人乃是順治朝的首席大臣，順治的親信重臣，他很清楚的記得當李定國兩蹶名王的消息引發地方騷動之際，清廷亦是毫不猶豫的下達了“自順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又嘯聚山林劫掠道路曾為土賊者，無論人數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誠，悉準照曹四達子事例盡赦前罪”這樣打著寬恕的旗號來瓦解抵抗勢力的詔書。
甚至，清廷還打出提倡禮義忠恕的幌子，出人意料地表彰起李自成攻陷北京時殉君死難及順治元、二年間抗清死難的志士，這樣，既可表明朝廷為正朔所系的內涵，又可從多方面分化抗清陣線。
歸根到底，這些都是當局勢不利之際清廷做出的應對之策。在這方面上，他們遠比明廷要靈活得多，花樣繁多，手段百出。更有甚者，他們在漢地尊孔、祭孔，打造一副正統王朝的架勢。而針對蒙古和西藏，則以崇信黃教作為紐帶，是為“興黃教，柔蒙藏”。針對不同的區域特征，實行截然不同的施政策略。
當前的局勢，比之三年前更加惡劣，現在找不到陳凱的命門，那就只能盡快做出針對的策略，起碼要在明軍緩過勁兒來之前做好更加充足的準備才是。
“南贛、湖廣、江西、浙江四省都要加派部隊，多調一些北方的綠營兵過去，先確保了這兩地的防御，再去考慮其他的東西。”
“陜西近年來的局勢有所緩和，可以抽調部分過去。山西那邊，自從姜鑲那漢狗完蛋了，也比較消停。還有直隸、山東和河南，也可以抽調一些。不過，不能太多了，否則震懾不住當地，也有可能讓漠南的那些蒙古人起了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