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萬科的老王，名義上是現代經理人，實際上呢？并不尊重現代企業制度，并不尊重資本，搞的還是那一套。為什么這樣？控制欲太強？不僅僅是控制欲，更重要的是，國內企業無論資本還是管理層，在A股的大環境下根本上還是并不認可現代企業管理制度。
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制度，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道德水準決定人心。所謂制度并不只是投資者教育，并不只是監督上市企業的信息披露不及時或者違規情況，并不只是對董監高違法違規行為的立案，并不只是保護二級市場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打擊老鼠倉，更重要的是通過制度的導向性，形成一種良性的共識，而不是類似叢林法則的共識。
我并不是在指責誰做的不對，畢竟A股市場誕生也才30年而已，跟發達國家不能比，一開始的歷史使命又是那樣的。
但是實際情況就是如此，不跟納斯達克比，香江交易所的頂層設計也是非常優秀的，監管水平也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你特別傾向于A股IPO，要一頭扎入這個泥潭，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好像有什么顧忌？即使從企業良性發展的角度來講，A股也不是什么好的選擇。你選這條路，可能未來五年是你的高光時期，但是上市之后呢？你會發現九九八十一難才剛剛開始，IPO只是兩界山。
而我，資本是冷酷的，共富貴容易，共患難很難，我只能希望鎖定期達到的時候股價處于高位。畢竟我名義上只是個財務投資者，賣出股票天經地義。”
胡世恒的說法深刻，但是對楚垣夕來說并不新鮮，因為原世界中也有其他大佬說過類似的話。
這種深刻的道理，不經歷幾十次IPO投資是難以看清脈絡和源頭的，感覺是那么種感覺，任何進入A股市場的韭菜泡個兩三年都會產生類似的感覺，但是想要把話講透很難。
恍惚間，他的腦海里不由得閃回了原世界中去年穿越之前的那場激烈的撕逼。
當時很容易看到的解決方案就是不要堅持A股上市，這樣一年左右的時間足夠完成上市準備。這也是很多投資人討論的熱點，雖然其中不乏一些看好小康未來發展因而不急于上市的，但是也有很多后期進入的，希望盡早實現自由退出。
而且那時小康的融資已經很吃力了，但對資金仍然有需求，如果堅持國內上市，證監會是有盈利要求的，時間和金額，就算當時就拆VIE，也需要幾年時間才能上，這期間還要投資人輸多少血？
因此楚垣夕不得不正面回答投資者“你到底在想什么、到底在堅持什么”的問題，然后對噴。
當時楚垣夕是這么噴的：“你們說的都對，去納斯達克很好，去香江也不錯，那是現在！未來呢？不用等三年五年，一年之后呢？你們以為17年米國人反復恐嚇打毛衣戰是說說而已？床破上臺就是為了跟我們打毛衣戰的，毛衣戰開打了之后納斯達克還會像過去一樣歡迎中概股嗎？就算歡迎，以你們米爹的尿性你以為他們不會變臉嗎？
睜開你們眼睛看看，全世界都在走向民粹，毛衣戰打到什么程度誰能說的清？出了國門所有人狗屁都不是！去納斯達克那不是送嗎？到時候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允許你私有化退市都是好的！你們是賣了股票跑了，小康呢？隨便別人怎么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