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帶給魏國社會最大的沖擊就是恐慌，經濟危機從心理上帶來的恐慌會摧毀很多人的安全閥門，讓他們打心眼里認為發展商業是非常危險的行為。
所以麻煩最大的還不是呂虔，而是正在洛陽的郭瑾，還有郭某人自己，以及朝中支持發展商業、主張給商業一定程度上松綁的政治勢力。
危機不僅僅在于商業，更在于政治。
哪怕是郭鵬統治時期，保守派勢力也在不斷的攻擊這些商業革新派，說他們在西域三府和雍涼二州搞的實驗是在禍亂人心，是在自取滅亡。
但是由于當時經濟環境好，商業稅收節節增高，財政部尚書王粲在郭鵬的授意下給這一股政治勢力站臺，扛住了保守派的沖擊。
保守派懾于王粲背后沒有公開表態的郭鵬的威懾，所以不敢進一步沖擊革新派。
革新派帶來的全新的生產模式在一定意義上讓民間出現了更多的從事商業和手工業的人口，這些人的出現加大了民間商業的競爭烈度。
而保守派大部分都是自己做官，家族中另外有族人經商，乃至于好友、家奴經商，靠著他們的權勢獲取商業利益，再反哺給他們經濟利益。
靠著這樣一種傳統的模式，實現一個家族內部的官商結合，和他本身的家庭則沒有太大的關系。
民間商業力量起來了，政府鼓勵民間經商，自然會對這些傳統高門大戶之中靠著政治力量庇護的商業勢力造成沖擊，從而影響他們的利益。
他們自然不愿意這樣的情況繼續在國內蔓延，進一步增加他們經商獲取利益從而在政治上獲取優勢的難度。
但是王粲是皇帝的寵臣，王粲出來說話，背后肯定是皇帝的指使。
他們不敢進一步對抗皇帝，只能忍著。
于是西域三府和雍涼二州的商業模式得以保留，大大發展起來，等朝廷財政收入增加之后，這一模式在其他地區也得到了部分效仿。
比如海上貿易非常發達的青州和揚州，青州刺史辛評和揚州刺史顧雍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寬了坊市限制，允許商業發展，鼓勵商業發展，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交州局勢逐漸被滿寵平定之后，滿寵也打算利用交州臨海的巨大優勢發展商業，準許打破坊市界限，放寬民間商業限制，大力發展海上貿易，為交州的發展積累財富。
其余內陸各州在商業交易非常發達的中心城市之中也有了效仿雍涼模式存在。
比如汝南，比如襄陽，比如江陵，比如成都，比如鄴城，比如薊縣，這些城市都是商業貿易額度比較大，本身適合發展商業，并且也足以做到這一點。
如此商業稅收也會不斷增加。
而且這一比商業稅收主要是國內循環，和國外的羅馬、安息還有貴霜都沒有關系。
直到皇帝郭鵬退位成了太上皇，壓制保守派的力量頓時沒了，革新派的力量雖然有所發展，但是也并不強大。
在這樣的局勢之下，一旦西北發生經濟危機并且影響到了朝廷的財政收入，那些被壓制已久的保守派勢力必然集體**，必然會立刻發動對革新派的大力沖擊。
對外部經濟模式的沖擊，一定也會沖擊到這一筆較為穩妥的國內循環的商業稅收。
屆時，保守派對皇帝施加的政治壓力會前所未有的巨大，支持革新各級官僚能否抗住壓力還是個問題。
當然更主要的是，皇帝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