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社團時代還是合眾國時代，毫不客氣的說，中明合作的最大得利者就是瓊藩，而瓊藩得到合眾國最大支持可不是因為李明勛與林士章等人的私人關系，而是因為雙方存在的巨大共同利益。
瓊藩藩地與合眾國各行政區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雙方的商人可以在對方的領地內經商、生活，宛若在本國國內一般，瓊藩體系內，棉、糖、珠、鐵、瓷等各主要產業中，合眾國國有和私人企業都占據了很多的股份或者擁有強大的話語權，瓊藩是離不開合眾國的，而在政治方面，非合眾國就瓊藩，而是瓊藩就中國。
譬如在官制方面，明末的混亂導致科舉制度無法有效組織，而軍閥藩鎮盛行更是讓科舉銷聲匿跡，特別是孫可望出滇抗清之后，士大夫已經是可有可無的存在，南明的軍隊和國土已經完全控制在藩鎮手里，天子和官員已經是吉祥物的存在，瓊藩也不例外。
在瓊藩開藩伊始，林士章、袁時中和黃蜚三大巨頭就派遣家族子侄接管了粵西所有重要的軍政官位，邁出了瓊藩獨立的第一步，即便是兩廣崩潰的時候，大量宗室、官員涌入瓊藩，瓊藩也只是生存資料，連必要的待遇都不給，曾經有人亂兵打劫過瓊州府城周邊一村落，一連搶了七八個侍郎、尚書，十幾個伯爵公爵，還有不少的朱明宗室，對待這些人，瓊藩態度很強硬，要權沒有，要官沒有，要兵沒有，要錢也沒有，你若呆在瓊藩，頂多給你一片立錐之地，一塊耕耘之土，若是不愿，請去云貴找天子。
而瓊藩的中國化卻是剛剛開始，在統戰學堂建立之后，瓊藩派遣數百名年輕學子前往濟州學習軍事和治政，在統戰學堂在香港建立分院之后，數量更是多了，而這些學成歸來的學子也快速被安插到重要崗位，軍隊自然好說，軍令如山，旁人說不出什么，但當統戰學堂政法系的學子被安置在各州府衙門的時候，引發了士大夫階層的巨大反彈，這群十年寒窗苦讀出來的進士、舉人都無處安置，怎么能任用那些連科舉都不曾參與的人呢
為了這件事，林士章直接與讀書人動了刀子，但在任用上，林士章還是動了動腦筋，弄出了賜出身制度。
林士章先是在瓊州府開辦了一個新式學堂，招收十二歲到十四歲的識字學員，畢業之后，前往香港統戰學堂政法系學習、或者留在粵西擔當吏員，而在統戰學堂學成之后就可以選擇回粵西參加工作，或者前往臺北上國立大學，如此出現了初級、中級和高級學員，而林士章從永歷那里要來了一大票的敕書，給所有參加工作的畢業學員賜出身，新式學堂畢業的賜秀才出身，統戰學堂畢業賜舉人出身，國立大學畢業的賜進士出身，生生把大明科舉的表和新式教育的里結合在了一起，日后選用這些人，就按照出身來，賜進士就當進士用，賜舉人就當舉人任命，又胡亂塞了幾個正統的舉人、進士，直接奠定了瓊藩主導的官員任用體制。
林士章不知道的是，這套生搬硬套的政治規矩在合眾國日后收復大陸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并且最終影響了日后中華民族的考試制度，而所謂的賜出身制度最終演變成了學歷制度，進士、舉人漸漸演變成了學位。
而這套任用體制造成了瓊藩的藩地的官員、將領大多是合眾國培養的，這位日后兩國的合并打下了基礎，比統治階級的融合度更高的是經濟貿易的融合度，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與合眾國密不可分的情況下，瓊藩這個合眾國第一盟友的身份坐實讓人感覺放心。
類似的官員任用體制同樣套用在晉藩身上，而李定國對此并無多少異議，只是要求第一批前往統戰學堂學習的必須是晉藩那些將領的子侄，而在廣州、惠州兩地開辦的新式學堂，三年內只招募晉藩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