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本身就是此消彼長的戰略游戲，只要我們繼續現有的道路就會不斷取勝，定國，你也莫要太在意士紳們，這個世界上還有比他們更為恐怖的力量，那就是老百姓，我們失去的是士紳，得到的卻是百姓支持，這才是我們力量的源泉。”李明勛微笑寬慰李定國。
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蜀藩與云南本地士紳的沖突越來越多，往往因為開礦、練兵等緣由，蜀藩會大肆征買士紳的土地和產業，給出的價格極低，士紳們根本就是走投無路，只得被動接受，而態度大為轉變的就是新近加入蜀藩的那些南明將領，與士紳狼狽為奸是甲申國難之后他們的生存模式，當忽然發現，可以直接大肆宰殺這些肥羊而不用付出多少代價的時候，這些將領越發肆無忌憚起來，徹底與蜀藩融合在一起，而劉文秀這個人做事公正，對嫡系和后來者一視同仁，蜀藩在云南的利益越來越大，實力也增長的很快。
而在云南士紳仍然是云南土地最大擁有者的情況下，蜀藩的藩下人只得大量投資采礦、貿易等活動，實際上成為了云南新生的資產階級力量，而這些力量天然與掌握土地的士紳對抗，所以在云南境內也是最親近合眾國的。
隨著云南士紳和當朝文官的利益受損，其更多的把希望寄托于近在咫尺的秦藩孫可望的身上，這群在西營時代被孫可望壓制和剝削的士紳們發現，相對于陰損刻薄的馬吉翔和兇猛如虎的蜀藩，孫可望簡直可愛的像是一只小貓咪，所以來往于云貴之間的密信越拉越多，而在貴陽城中，孫可望收到越來越多的信件，簡短的書信之中，云南士紳官員對于孫可望的期待如同黃河之水連綿不絕，而被視為云南士紳大救星，民心所向的孫可望越來越感覺自己勝算在望。
時間的車輪碾過了紛爭不斷的永歷十年，進入了永歷十一年，也正是在這一年初，孫可望在貴陽大封勛臣，其按照謀士方于宣所建議“皇上在滇，定國輔之，人心漸屬于彼，臣請國主早正大好，封拜文武世爵，則人心自定矣。”孫可望終究還不是瘋子，定國救駕之事已經讓他知道自己過早的篡位不利于統帥人心，因此之事封王拜爵，沒有正大號，但在私底下，他已經與諸將商定，待攻入滇京，消滅永歷政權，則正式登基稱帝，恩賜諸將萬世基業。
按照孫可望的計劃，他將在永歷十一年八月，率領大軍南下征伐云南，這個時候貴州及湖南秋收已過，可以集結屯田之兵馬，又能更好的籌備糧草，積蓄更多的力量，而對于戰爭的結果，孫可望顯的非常自信，他認為，蜀藩剛立，人心不穩，晉藩瓊藩需大部分兵馬駐守兩廣，抽調不及，而合眾國并無大規模介入這次戰爭的跡象，一直在滇中兵馬不足三千人，根本不足為慮，孫可望甚至命人預制枷鎖三百副，向麾下部將曰破滇之日，用以囚永歷并、定國文秀諸文武，解黔問罪。
有白文選在孫可望軍中，類似言論和軍事策略自然不會有用，待剛進入永歷十一年，盟軍就已經預備對孫可望的戰爭，而按照計劃是三月進軍貴州，平定秦藩叛逆。
盟軍提前動手的原因除了打破孫可望利用秋收急需糧草的計劃，最重要的還是考量來自滿清的威脅，三月出兵，待滿清反應過來，組織兵馬來襲便是夏季，暑熱天氣，滿清往往不會進行大戰，在剛入關的幾年，滿洲八旗往往發動秋冬攻勢，夏季回北京避暑除了休整，便是躲避南方濕熱天氣，而到了這順治十四年，滿清入關十幾年的光景，曾經的滿洲勁旅已經成了四九城爺們兒，更是不愿意夏季出戰了，只要滿清方面不趁機全線開打，那么在兩廣的威脅就降低，使得盟軍可以單獨應對孫可望。
而未免滿清提前做準備，李明勛授權北洋戰區的陸軍部隊大規模增援青島要塞，在那里形成一個超過五萬人的重兵集團，有這樣一支重兵集團在，滿清就沒有辦法調遣北方兵馬南下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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