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運河工程和西津移民的時，蘇伊士地區的東方族裔規模超過了七萬，現在運河開通，下一步的疏浚、擴張計劃用不了那么多的工人，導致不少東方勞工回國或者前往其他地方發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蘇伊士地區的東方族裔也超過了五萬五千人。
這些人中，至少四萬兩千人分布在蘇伊士港，中途市有接近一萬，其余分布在沿途的村鎮、補給站等地，塞得港最少，只有千余人，大部分還是來往的商人。
以往這些人要么是蘇伊士運河公司的雇傭工人，要么是來往商人和移民，定居者都生活在奧斯曼帝國特許的東方社區內，后來，在蘇伊士與中途市，帝國擁有了租界。但是規模很小，僅僅是用于生活居住，無法從事工農業生產。
要說起來，帝國的租界政策比建國的歷史還要長，帝國的第一個租界設立在廣南國，從那時起就獲得了治外法權。后來在印度各國、南洋各國與日本也相繼獲得租界，同樣，在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戰爭結束后，為了給荷蘭在南洋的人一條活路，帝國也給予了荷蘭人在爪哇的一些有時間限制的租界。
租界的出現，保護了帝國百姓在其他國家的權益，整體來說對帝國是有利的，但也帶來了一些惡劣的影響。
租界之所以叫租界，有兩個重要的權柄，一個是治外法權，即在租界內行使的是帝國法律而非所在國的法律。這一點是必須的，畢竟那些國家要么是封建王權國家，要么索性就是未開化的部落。有些沒有法律，有些法律很粗放，而且各國的法律與帝國法律相差很大，習俗差別也大。
第二個權柄就是行政自治權，即租界內的行政事務不由所在國管理。
這兩項權柄是為了維護帝國百姓的利益，卻也被一些人利用，按理來說，商人在租界內要遵守帝國的法律，但因為租界是行政自治，不受帝國政府管轄，往往結果是，租界內的人既不遵守帝國法律，也不遵守所在國的法律，成為了法外之地。
妓院、賭場、煙館等在帝國明令禁止的產業在租界內開放無忌，還有發生了一些租界所在國無法接受的事情，比如收納所在國的政治犯、政治異見者、重大刑事犯人、叛國者，甚至隨意給予所在國的商人庇護和稅收特權，侵害所在國的重大利益。
已經有不少國家對租界這一形式表達了不滿，其中反抗最激烈的就是日本。在日本內戰期間，德川幕府取得了優勢，順勢把其控制下的江戶、大阪等地的租界取締，抓捕了四百多人的非法外國人，其中絕大部分是中國商人，后來帝國通過外交途徑，交涉后把這些人贖回來了，但無論幕府的資料還是外交部的報告，都是觸目驚心的，以至于皇帝在國務會議上直接表示資本家把中國幾千年來的優良品德敗壞殆盡了。
但這并不意味著租界會因此改良，其關鍵就在于行政自治權上，帝國政府不可能管理租界，否則租界豈不是成為了帝國的領土任何國家都不能接受別的國家在自己領土上指手畫腳。
行政自治權就是租界的內部管理，因為租界都是位于港口，所以會有一個市政管理機構，這是一個權力很大的機構，市政、稅務、警務、交通、衛生、教育等等，只要是政府的職責，統統具備。
同時連議會甚至法院的只能都具備。而租界的管理機構一般是選舉或推舉而成，有錢的資本家很容易得到實權，把租界搞的烏煙瘴氣。
蘇伊士地區，帝國在蘇伊士港和中途市都有一塊租界，而奧斯曼人現在已經注意到了租界，并對這種行為持謹慎態度，而帝國一方卻要盡可能的擴大租界，畢竟運河已經開通了，往來貿易興盛，不僅需要更大的區域用作居民區和倉儲區，還要在本地開辦工廠進行商業活動。
這就是矛盾所在了，一方面，奧斯曼帝國要收緊租界政策，另一方面，帝國要擴大租界。
針對租界問題，兩國早在埃及內戰時期就已經開始討論，只不過那個時候，駐軍權更為重要，所以租界問題一直被擱置。
“目前的關鍵在于，西奈的帕夏是阿馬爾，他在帝國留學，又代表奧斯曼出訪過，他對租界的態度非常強硬。”趙銘德也是有些無奈。
類似于租界這類體制，并非帝國所獨創的，在歐洲也有不少類似的地方，比如波蘭就有幾個獨立的自治城市，在莫斯科旁邊也有外國人村等等，但規模都比較小，或者與外族無干涉。而阿馬爾作為一個奧斯曼人，對帝國的歷史和政治了解很多，他知道租界的本質是什么，也認識到，租界是對奧斯曼主權的踐踏。
可阿馬爾也無法取締在蘇伊士地區的兩個租界，原因很簡單，這兩個租界雖然小，但為奧斯曼帝國貢獻了不菲的稅收，而且蘇伊士運河公司的運作仰賴于租界支持，阿馬爾也不會自掘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