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七月十八日，二人抵達巴黎，對這個實行絕對君主制，全世界封建帝制的心臟進行調查后發出的不忿。
作為皇室第三代中擁有繼承可能的成年人，皇帝要求自己最信賴的弟弟帶上這兩個孩子來歐洲見世面，李君威明白皇帝的用意，他要測試，要觀察這兩個孩子誰更適合作為繼承人。
想要成為帝國皇帝，有許多的要求，能力、品德、胸懷等等，不一而足，十七歲的年輕人所展現出來的能力很難判定，畢竟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但十七歲在帝國已經是成年人，雖然三歲看大五歲看老的做法不可取，十七歲的人已經足夠見證品格了。
帝國皇帝需要很多正面的品格，但有些是基礎的必須的，有些則只是錦上添花，必須的品格包括正義感和人性。
相對來說，李君威之所以不愿意成為皇帝，也是因為他在這方面是有缺憾的。理性與智慧是人類身上最的亮眼的兩道光，李君威就具備這兩大特質，但問題在于，李君威太理性了，理性到了極致，就有些冷血。
他是堅定的國家主義者、集體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也會因此忽略法治、人權等方面的要素，在他的眼里，法治和人權只是工具罷了。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在皇室痛失皇子，李君威回國的這段時間里，他不只是和國內的資產階級進行斗爭，最大的政治成果就是以不可拒絕的姿態，通過各種手段，推動了土地法修正案。
以往的帝國土地法規定了國有土地不準進行私有化，但在地方，老百姓可以開墾土地，但不許把土地私有。而在邊疆地區、海外部分地區，為了激勵移民，開墾土地是可以私有的。
而李君威強力推動的修正法案，就是針對帝國人口密集的海內行省。
李君威一直促進帝國百姓向海外移民，尤其是西津和美洲兩塊土地。在流放犯人開拓的時代，最早是犯了十年以上的罪的犯人流放，因為李君威的強烈要求，降到八年，七年，如果不是皇帝拒絕，會降低到五年。
但即便如此，也滿足不了李君威的野心。
裕王發現，在帝國的人口密集區，中原和江南，人口得到了快速的增長，但這并未帶來大規模的移民，因為新增長的人口伴隨著開墾土地的增長而被當地消化了，再加上技術的進步讓土地畝產提升，導致農村人口都不愿意移民。
于是，李君威倡導修改了法律，要求帝國國土資源局全面調查各省的土地，按照帝國四十年的土地使用情況，把土地分為耕地、山林、河塘、草地等不同的用處，從帝國四十年開始，類似圍湖造田，開墾山地等行為，一律禁止。在國土資源局不同意的情況下，不允許變更土地的用途。
也就是，讓農村不能再開墾土地，這樣海內行省的土地承載能力只與畝產有關，與土地面積就沒有關系了。
另一方面，人為促進人口增長，對養育四個孩子的家庭，有一個孩子可以免費上學，開支由政府承擔，對養育六個孩子的家庭，一律免收土地稅。
這就是逼著帝國人口密集區土地承載不了人口，讓其向海外移民。如此還不夠，國土資源局調查帝國各個行省的受災情況，專門對一些經常受災的地方進行督促。
蝗災、冰雹、雪災這種災害另當別論，北方的旱災和南方的澇災，帝國政府就有說法了。為什么北方各省旱災頻繁，肯定與各省土地中大量存在不能澆灌的旱地有關，要么，你們把這些旱地改造成水澆地，要么，就把這些旱地改成山林、草地。
南方為什么多發水災，肯定是農民把土地開墾到了低洼地帶，肯定圍湖、河造田導致泄洪、分洪問題，那簡單，退耕還湖還河。
退耕導致的失地農民怎么辦移民啊
后人評價這一年的土地法修正案，認為其對帝國的海外開拓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還認為裕王很有前瞻性，知道保護環境云云，但海內各省的百姓可不這么想，這種人為制造遷徙讓鄉土情結濃厚的海內百姓很難接受。
幸虧皇帝很明白，以財政支出過大為理由，一方面肯定了土地法，一方面給改革定成了十五年的長期計劃。
縱然民怨沸騰，但土地法修正草案還是在帝國兩院高票通過，尤其是在議院，早上討論賣國案，議員們咬牙切齒，暗罵裕王奸詐陰險。下午討論土地修正案，議員們大唱贊歌，高呼裕王英明。
原因很簡單，人為制造土地承載能力降低，就會產生很多失地農民，這正是帝國告訴發展的工業所需要的勞動力，移民能移多少大部分還不是留在城市，成為工人了嘛。
在李君威很小的時候，李明勛就以火車軌道選擇軌道難題測試過他，道閘在手，左轉碾死一個人，右轉碾死五個人。李君威表現的很迅速，立刻選擇左轉，當李明勛讓他好好考慮一下的時候，李君威不假思索，再一次選擇左轉。
這個難題或許再過五百年也不會有完美的答案，但李君威就是這么一個人，但絕大部分人就算做出選擇，也會給出一些理由，或者猶豫一些，或者不進行選擇而是與出題者辯論，但李君威不會猶豫，在他那里，沒有什么負罪感或者道德上的壓力，無數的事實向人們證明，帝國的裕王殿下，從來都有靈活的道德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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