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威讓兒子不是去幫忙，而是去歷練一下，因為這次兩個兒子隨駕西行，李君威就發現自己這個二兒子有個毛病，那就是太隨和，隨和到完全沒有架子，也不沒有什么威嚴。
這實在是不好，畢竟是皇室子弟，哪怕未來不當皇帝，但凡有所成就，就要有一定的儀態。
而李君威發現，二兒子不太在乎這些，臉皮厚，也不嫌丟人。但也不是完全不嫌丟人，他是不嫌丟自己的人，但會怕丟了皇室的人。那這就好辦了，什么地方最需要端出儀態，什么地方要謹小慎微，時時刻刻防止丟人，可不就是外交場合嘛，那要是丟人，就是丟國家的人。
李昭承以為，這一次帝國駐扎廣南大使白樂出面進行的調停，應該是在領事館的大辦公室準備一場會議，雙方分列兩邊，豎起自己的國旗，然后在白樂的主持下進行陳述。
陳述一下自己的利益訴求和合理性，控訴一下對方的錯誤行為，在雙方深入友好的交談之后，由白樂出面，先各打五十大板，然后一個巴掌一個甜棗的，把這件事了結。
但事實完全就不是這樣，所謂的調停很簡單，廣南國派來了右丞相和禮部主官，日本一方是薩摩藩駐廣南使節和日本在南洋商人聯合會長出席。四個人到了之后，白樂一點也不客氣，直接在辦公室里斥責起來，就連樓上樓下都聽的到。
各打五十大板確實如此，罵完廣南國賄賂帝國官員，又罵日本人驚擾裕王座駕，李昭承就坐在一邊，忍受著身上這禮服帶來的汗流浹背，按照白樂給的劇本，只是扔下一句話。
“如果解決不了，就去申京進行紡織品配額的磋商吧。”
這是一個又響亮又疼到骨髓的巴掌，有這么一個巴掌，連甜棗都不用給，雙方就都服了，表示互不追究，重新進行友好磋商。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真的擔心紡織品配額磋商會議被定到申京去，如果是那樣的話，雙方都落不得好處。這次磋商會議能定在廣南國都順化，下一次定在長崎，就是兩國千辛萬苦爭取來的。
原因很簡單，在兩國磋商，區別在于這塊蛋糕自己能切到多少，而如果到帝國申京磋商，這塊蛋糕有沒有，都是個問題。
畢竟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紡織業大國就是帝國。
紡織品配額問題源于帝國對外經濟政策的改變。帝國三十年以前，帝國一直促進自由貿易，認為這樣對各國都是平等的，而且也是有利的，但問題在于，政策宣傳了這么些年，根本沒有國家跟隨。
世界上的所有國家面對帝國的工業化產品，都主動或被迫的緊鎖國門，或者用關稅等手段控制貿易。而在與西方國家交往中，海外殖民地更是排他性的經濟區。
因此，自由貿易逐漸轉向了對等貿易，即雙方進行對等的限制和開放，帝國的要求就在于，絕不能允許帝國對歐洲國家貿易逆差。
但在東方，帝國普遍對藩屬國貿易順差，導致各國普遍貴金屬外流，引發了很多問題。而藩屬國對帝國原本政治上就不對等，經濟上怎么也無法對等，因此在對藩屬國貿易政策上，帝國會進行有意的傾斜，并且通過貿易談判，逐漸解決各國對帝國的貿易限制。
對等貿易仍然存在，但糾結的不再是貿易額，而是貿易權限。
比如日本，在日本長期以來，大米是硬通貨，給武士、軍隊發薪水都用大米，但日本被迫開國之后，南洋廉價的大米進入日本，直接摧毀了日本大米的價值，迫使日本建立了更先進的貨幣體系。
也因為如此，日本實行限制海外大米進入日本的各項政策，甚至有一段時間宣稱，南洋的大米都是從煙瘴土地里種植出來的，是有毒的，女人吃了不能生孩子。
除了限制大米進口數量，日本還長期實行海外大米官售制度，完全壟斷外國糧食在日本的銷售，這極大傷害了帝國糧食商人的利益。若只是大米還好，畢竟帝國不是大米的主要出口國，爪哇、暹羅、安南才是，但帝國是大豆、玉米、高粱等雜糧、飼料的主要出口國，帝國北海三省和內疆區幾個綏靖區比較依賴日本這塊市場。
為了解除這種限制，帝國以利換利，提出了紡織品配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