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修先生，反對斡脫商人放貸取利，為何也對色目人包稅如此抵觸，難道朝廷獲得充足的稅賦，又省去了諸多相關官吏的開支，不是兩全其美的辦法嗎”趙昺笑問道。
“商人重利，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為害甚大，何來兩全之說”劉因聽南朝皇帝對自己的諫議如此輕描淡寫，不由地怒道，“朝廷貪利，商人必然倍之，而所得皆出自百姓，使得民生困苦。”
“朝廷只要加以節制，約束其所為，限制其所得，便可使百姓免受其擾”趙昺言道。
“呵呵，陛下真是明君啊”劉因贊道，可誰都聽出其中的譏諷之意，“如何加以節制，只怕屆時官商蛇鼠一窩，上下勾結，變本加厲的盤剝百姓，能的民不聊生，天下動蕩”
“就只有這些了嗎”趙昺并沒有著惱，而是笑著再問道。
“難道這些還不夠嗎不知陛下還想要些什么”劉因哼聲不屑地道，剛對南朝皇帝有的些許好感又頃刻蕩然無存了。
“若靜修先生認識僅止于此，還是過于淺薄了，讓朕有些失望了”趙昺聽罷輕輕搖頭似是惋惜地道。
“哦，愿問陛下高見”劉因有些驚訝，卻不服氣的梗著脖子道。
劉因的擔心其實有些多余，這個問題趙昺早就有所警惕，而近現代社會雖然沒有撲買包稅這種制度，但也并沒有完全消失不見，在有些方面不過改頭換面依然大行其道。而西方學者很早也對包稅制有所研究。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斷言，“最殘酷的稅法，常見于公家收入大部分采用包稅制的國家”。這是因為，從長遠觀點看，包稅制既不利于提高稅收收入，也不利于減輕百姓負擔，而只是將財富集中在包稅人手里。
但創立明朝的朱元璋對前朝的評價則是“元以寬縱失國”，這就耐人尋味了，趙昺起初并沒有想清楚這是怎么回事，自然他一個靠技術吃飯的也是沒有必要去深究。直到回到此間有了身臨其境的體會后，才終于明白其中的深意。
現在流行句話叫做不知他人苦，莫勸他人善，按照趙昺的理解就是脫離現實環境講道理，其實就是耍流氓。
包稅制在蒙元的實施也是有歷史背景的。蒙古人出身草原，其本身不善理財，成吉思汗及其后裔麾下的鐵騎，締造了蒙元王朝空前廣闊的疆域。但這些“只識彎弓射大雕”的草原英雄對如何管理這個龐大帝國的財政簡直一無所知。
蒙古開始向外擴張時，最初的目的是為了掠奪。因此，每到一地后，總是把財產掠奪一空，把擄來的人民、工匠充作奴隸，按功大小分賜給諸王貴族、將領，而大汗則從中各取一份。他們簡直不知道有“賦稅”這回事，這時色目人出現了。
由于蒙古是游牧民族，除了飲馬乳、食羊肉及圍獵所得外，手工業品極端缺乏，需要對外交換以滿足其生活需要，蒙古貴族還需要一些奢侈品如織金衣料等。而早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以前，已有不少中亞的回回商人來到大漠南北各地做買賣。
隨著蒙古軍隊的幾次“西征”，西域、中亞的廣大地區都被納入版圖。因此，有更多的西域色目商人來到東方經商。當時的蒙古貴族還不懂得如何“巧妙地”剝削定居人民，而色目商人憑著“能知城子的體例、道理之故”，順理成章地充當了他們搜括財富的幫手。
大蒙古國與色目商人搭起的草臺班子，他們開始參與管理經濟事務。中國傳統講究“重本抑末”。商人沒有政治地位，工商業也不受重視。但蒙元的情況就不一樣，色目商人當了家，商業稅變得相當發達。